1942年，三名女战士被堵在山洞里，日军在洞口放火，企图用烟熏她们出来，这时，一个女战士冲出山洞，连杀三名日军后，果断跳崖！ 1942 年 6 月 2 日，太行山的庄子岭被日军围得水泄不通。日军在洞口堆了柴草，点了火。 浓烟往洞里灌，黄君珏攥着手枪，弹匣里就剩三颗子弹。旁边，王健和韩瑞两个女战士缩在角落，咳嗽声一阵接一阵。 突然，黄君珏坚定地说：“把文件烧了。” 说完，她撕下衣襟挡在口鼻前，韩瑞手抖着，把油印的《新华日报》华北版稿件扔进火盆。黄君珏摸了摸腰上的枪，突然想起三个月前放在老乡家的儿子，那个刚满月的娃，这时候说不定正在哭呢。 1912 年，黄君珏生在湖南湘潭的官宦家里。父亲黄友郢是国民党财政部的机要秘书，几个舅父也都当着大官。按说她该是个规矩的大家闺秀，可 15 岁那年，她干了件让人想不到的事。 她剪了长头发，改名叫 “黄维祐”，跑去参加长沙的妇女运动。“小姐，您这是图啥呀？” 老管家跪在青石板上劝她，她穿着粗布旗袍，翻了墙就走。 1927 年马日事变后，她连夜渡过洞庭湖逃到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上课的时候，她偷偷把《共产党宣言》藏在《资本论》里头。 1930 年入党那天，上级给了她个特殊任务：借着父亲的职位，搜集国民党 “剿共” 的军费情报。 每个周末，她都回南京的公馆，总在父亲书房的保险柜跟前打转。 有个深秋的傍晚，她把国防部的预算案副本塞进坤包。那会儿她哪能想到，这场景后来跟庄子岭的惨烈光景，竟有点像。 1935 年，上海霞飞路，一个下着小雨的午后，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顿被抓的消息传了过来。当时，黄君珏正在南京火车站，要给打进国民党里头的同志递情报。 因为叛徒指认，她在父亲的书房被军警逮了。那时候她正给母亲的翡翠镯子缠银丝，这是她传情报的法子。 “啥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法庭上，黄君珏把罪名全揽到自己身上。她瞅着旁听席上脸铁青的父亲，想起小时候父亲教她背《正气歌》的样子。 最后，她被判了七年刑，本该一起受罚的战友蒋浚瑜却没事放了。在牢里，她用指甲在墙上刻下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就这么熬了七百多天。 1937 年出狱后，黄君珏站在武汉的长江边，看着江面上的抗日标语漂来漂去。组织上问她想去哪儿，她揉了揉被镣铐磨出茧子的手腕说：“去前线，我要亲手打鬼子。” 1939 年，黄君珏带着刚结婚的丈夫王默磬到了太行山。在华北《新华日报》社，她又当总会计又当战斗员，经常背着油印机在枪林弹雨里转移。 1942 年 3 月，她把刚出生三天的儿子交给老乡养着，襁褓里的娃还攥着她一缕头发。她低头亲了亲孩子的额头说：“等打跑了鬼子，妈就来接你。” 可她不知道，这一分开，就再也见不着了。 5 月，日军开始 “五一扫荡”，黄君珏正在校对新一期的报纸。三万多日军把地方围得严严实实，她带着十几个战友躲到了庄子岭。 6 月 2 日大清早，哨兵说日伪军快到了，那时候她正给韩瑞包扎脚踝。韩瑞的脚三个月前转移时被荆棘划了，烂得厉害。 “分开藏！” 黄君珏把最后一袋印刷油墨塞进石缝里，带着王健和韩瑞躲进道帽峰的山洞。洞口的路窄得很，只能过一个人。 日军喊着话过来，她教俩姑娘用石头堵洞口，说：“记住，听见三声枪响就往外跑。” 烟越来越浓，黄君珏掏出手枪，三颗子弹在手里热乎乎的。 “王健，把绳子系在腰上。” 她指着洞顶的裂缝说，“我出去以后，你们从这儿爬出去。” 韩瑞突然抓住她的手：“黄姐，我跟你一起走。” 洞口的火突然烧得更高了，照着黄君珏坚定的脸。她深吸一口气，猛地撞开石门，举着勃朗宁手枪冲出去。 “砰！砰！” 两声，两个日军倒了。第三颗子弹打在第三个日军的眉心，枪膛里没子弹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黄君珏大声喊着。她回头看山洞，王健和韩瑞正顺着绳子往上爬。 日军的子弹擦过她的肩膀，她却笑了。接着，她跳下悬崖，山风吹起她的衣襟，露出里面沾了血的《新华日报》社徽。 日军走了以后，王默磬在崖底找到了她的尸体。她的右手还保持着握枪的样子，左手攥着半片带血的襁褓布。那是三个月前她留给儿子的东西，现在成了母子永别的念想。 黄君珏牺牲的时候才 30 岁。她的儿子黄继祐过了 20 年才见到父母的照片，照片上，母亲的笑停留在年轻的时候。 在山西左权县的烈士陵园里，她的墓碑挨着丈夫王默磬的，碑上刻着：“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这个出身豪门的女战士，用命说明了啥是真正的信仰。不是空喊的口号，是浓烟烈火里还攥着的手枪，是跳下悬崖时不后悔的决定，是用鲜血换来的和平。 就像她生前写的：“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