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李叔同回国后，在房间挂了一幅日本女子的裸体画，妻子俞氏每次看见都忍不住恶心。可当她得知画中人是谁后，当场痛哭流涕。

1911年暮春午后，上海寓所二楼书房内，李叔同正指挥工人将一幅油画郑重悬挂。斜阳穿过雕花木窗，恰好为画中女子镀上金边——那是一幅令观者震撼的《裸女》，日本女子赤身端坐榻榻米，乌发松散垂落，侧脸线条如月光流淌，眼神却藏着深不见底的怅惘。

“啪！”铜盆坠地声撕裂寂静，热水与皂角沫溅湿俞氏月白布裙。这位裹着小脚的天津盐商家闺秀攥着帕子，指节泛白：“李息霜，你在书房挂这种东西，是要让街坊戳脊梁骨吗？”

李叔同转身时，正撞见妻子以袖掩面。绣鞋在湿滑门槛上踉跄，鬓角珠花随颤抖的肩头轻晃。他深知这幅画的重量——东京美术学校毕业作品，画布上还凝着横滨港的咸涩海风。画中女子雪子披着他的和服作模特，樱花簪斜插发间，笑靥如花时眼角泪痣泛着微光。

“这是艺术。”李叔同嗓音轻得仿佛怕惊扰画中人，伸手欲扶妻子却被甩开。

“艺术？”俞氏掀起眼皮，泪珠似断线玉坠，“我嫁你十年，变卖家产供你西学，独守空房三年无怨。可你如今……”她颤抖着指向画中女子，“这东洋女人到底是谁？”

书房空气骤然凝滞，文竹在风中簌簌作响。李叔同凝视雪子眼眸，记忆如潮水漫过：三年前东京码头，雪子攥着他画的《茶花图》站在雾里，日语腔调的“艺术没有国界”犹在耳畔。

“她叫雪子，是我在日本的妻子。”

“光绪三十三年东京上野公园，”他走向画前轻抚画布，“雪子穿着学生制服蹲在樱花树下，辫梢红丝带落进我的颜料盘。她说中国没有这样的模特，第二天就脱了和服站在我画架前。”

俞氏指甲掐进掌心，想起十八岁初嫁时丈夫执手教她写“关雎”的温柔。而今这人说起异国女子时，眼神里的炽烈是她从未见过的。

“她教我日语，陪我看歌剧，”李叔同玄色长衫扫过青砖，“我画《黛玉葬花》，她学昆曲身段；我写《送别》，她用三味线伴奏。去年冬天我回国，她变卖嫁妆给我买船票。”

话音未落，他从抽屉取出褪色锦盒。银质樱花戒指上刻着极小的“同”字，那是离别前夜雪子唱完《樱花谣》后，泪水浸润的告别信物。

暮色渐浓时，俞氏拾起帕子擦拭泪痕。她突然注意到画中女子腕间珍珠手链，竟与自己陪嫁的串珠相似。“她……很美。”轻声呢喃中，泪水再次决堤。

这一刻她终于读懂丈夫眼中的怅惘——那个樱花树下的日本女子，用青春成全了丈夫的艺术，却永远困在画框里。

“这幅画不是念想，”李叔同将戒指归位，“是提醒自己，有些债这辈子怕是还不清了。”

夜色漫过窗棂时，俞氏转身唤来磨墨的张妈。李叔同伏案作画，案头莲子羹氤氲热气中，书房那幅《裸女》被月光笼罩。画中雪子眼神竟比白日柔和，而站在画旁的俞氏望着丈夫专注的侧影，轻轻叹息。

直至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俞氏整理遗物时才在画框背面发现那行小字：“雪子，明治四十三年春，同作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