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如果不是他当年假扮乞丐，冒着枪林弹雨，日夜奔走1400公里，将50毫克镭安全送到目的地，中国可能就成为了如今的巴勒斯坦，不仅百万平民流离失所，更别谈什么民族独立！ 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清华师生准备南迁时，物理学家赵忠尧却逆向而行，他要回实验室取一样东西——50毫克镭粉。这些镭粉装在一个铅筒里，是他的导师、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送给中国的礼物。 当时全球对镭元素实行禁运，这不足指甲盖大小的银白色粉末，是中国开展核物理研究仅有的放射性材料。赵忠尧找到建筑学家梁思成，两人驾车潜入已被日军占领的清华园。在残破的实验室里，他们找到了那个铅筒。 为了不引起注意，赵忠尧把铅筒塞进一个咸菜坛子，脱下西装换上破旧衣服，装扮成难民。从北平到长沙，1465公里的路程，赵忠尧靠步行和搭乘难民车完成。铅筒很重，压在胸口磨出了血痕。路上遇到日军盘查，他就蜷缩在难民堆里，紧紧抱着咸菜坛。 一个月后，当他出现在长沙临时大学门口时，校长梅贻琦几乎认不出这位留美归来的物理学博士。他蓬头垢面，双脚溃烂，但怀里的咸菜坛完好无损。 这50毫克镭，在西南联大的茅草屋里发挥了巨大作用。赵忠尧用它开设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课。条件简陋到什么程度？没有防护设备，师生们轮流用盖革计数器测量放射性；买不起专业的云室，就用煤油灯把玻璃板熏黑来观察粒子轨迹。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赵忠尧培养出了一批顶尖物理学家。他的学生中，有后来主持中国原子弹研制的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也有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 赵忠尧自己的学术成就同样卓越，早在1930年，他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观测到了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灭现象，这本应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爱克斯朋后来承认，没有把诺奖颁给赵忠尧是个“无可弥补的疏忽”。 但赵忠尧对此并不在意，1946年，美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后，他意识到中国也必须掌握核技术。当时美国对核技术严格保密，他就想方设法购买加速器部件。 1950年，赵忠尧终于带着30箱核实验器材回到中国。这些设备帮助中国建成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14年后的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爆成功。 有人计算过，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23位功勋科学家中，有一半以上是赵忠尧的学生或受过他的直接指导。李政道曾说：“从193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中国物理学家都受过赵老师的教诲。” 晚年的赵忠尧很少提起往事，有人问他如何看待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他只是说：“我一生唯一可以自慰的，是为祖国工作了五十年。” 那个咸菜坛里的50毫克镭，最终成为中国核物理研究的种子。从西南联大的煤油灯下，到罗布泊的蘑菇云，再到今天的核电站、粒子加速器，都能追溯到1937年那次艰难的转移。 赵忠尧护送的不仅是镭，更是一个民族的科学火种。在国家危亡之际，正是这样一批科学家的坚守，为日后的崛起埋下了伏笔。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最伟大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