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6年，包拯直接质问宋仁宗：“陛下为啥一直不立太子呢？”仁宗心里不痛快，反问他：“那你想立谁啊？”包拯回答：“陛下没有亲生儿子，我能理解，毕竟我都快七十了，也没儿子。我都是为了大宋考虑，陛下可别怀疑我有私心。” 宋仁宗赵祯一听包拯这话，心里头那滋味儿就别提了。这问题不仅触及皇位继承的大事，更深挖了皇帝心底的隐痛。他当场就有点绷不住了，脸一沉，反问了一句：“那你说说，你这提议是想立谁当太子啊？” 这话里头暗藏的机锋很重，潜台词就是：你包拯是不是跟谁有勾结？是不是想拥立某个宗室好给自己铺路？你是不是别有用心？这种质问，在封建社会里，弄不好就能被扣上“结党营私”、“干预皇嗣”的大帽子，后果不堪设想。 包拯怎么回答的呢？他没有被皇帝的怒气吓住，更没有回避问题，而是堂堂正正地说出了下面这番话：“陛下您到现在还没有亲生皇子，这份忧心和苦衷，老臣是打心眼里明白。我包拯今年都快七十岁的人了，我家里也没有儿子。我今天说这个话，想的每一点、每一滴，都是为了咱们大宋江山社稷！” 包拯开宗明义，上来就把宋仁宗最大的痛点给点破了——没有亲生儿子（宋仁宗确实没有亲生儿子长大成人，这是他一生的心病）。他说“您到现在还没亲生皇子，这滋味我懂”。 这可不是假客套。包拯说自己快七十了还没儿子，这情况是真的！史料有载，包拯确实有个亲子很晚才出生，在那之前，他确实为无子嗣困扰。所以他理解仁宗的犹豫不痛快、不敢轻易下决定的心情，是真真切切有现实基础的共鸣。 他这一下，就把自己从冰冷的谏臣角色，拉到了与皇帝“同病相怜”的位置上。意思就是：陛下您看我，我这么大岁数了，可我也为没儿子发愁、为难啊！您身处的这种困境，我不比别人更有资格感同身受吗？我不是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这精准的共情，一下子就让仁宗感觉到，眼前这个一向以“铁面”著称的老臣，此刻是带着理解和温度在跟自己谈心。 在封建时代，大臣劝皇帝立太子，是非常凶险的事。皇帝下意识地就会想：你为啥这么积极？是不是你心里头看好哪个宗室子弟，想提前烧冷灶？等你拥立的新君上台，你是不是就能飞黄腾达，甚至操控朝政？是不是你在外头结党了？历史上因为“议立太子”丢官掉脑袋的大臣多了去了。 包拯用“我快七十了也没儿子”的亲身经历，亮明自己不可能从拥立未来皇帝这件事中获得家族私利。他本人身后无人，没有子孙后代需要他动用这种资源去铺路。他今天站出来提这个事，纯粹是因为公心，为了大宋，不夹带半点为了给后代谋个前程的私心！ 宋仁宗赵祯怎么答复的？他只是不咸不淡地回了句“徐当议之”（容后再议），包拯也没能立刻得到立储的确切答案，好像是泥牛入海，了无回音。但历史的精妙之处，往往在于它无声的伏笔与深远的影响。包拯那番字字千钧的肺腑之言，虽然没能当场换来一纸立储诏书，却如同一颗无比坚韧的种子，深深地植入了仁宗的内心。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包拯的谏言，戳中了当时宋朝，尤其是仁宗本人面临的最根本危机——储位悬空，国本不稳。宋仁宗一生无亲生皇子成人，这件事像一层厚重的阴云笼罩着整个王朝。宗室子弟众多，但名分未定，朝野上下人心浮动，潜在的权力争夺暗流汹涌。这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同悬在帝国头顶的一柄利剑。 包拯的厉害，在于他不仅敢直面这个“黑洞”，更用自己无子的现实作为同理心的基石，最大限度地消解了帝王的防御与猜忌。 包拯让仁宗清晰地认识到：立太子不是关乎个人喜好或家庭圆满。他那句“臣无子，非邀后福者”的坦荡宣言，更是在仁宗心中刻下烙印：这是一个毫无私利、纯粹尽忠的老臣的托付。当时包拯岁数也不小了，他这是也是在考虑大宋的未来。如此良苦用心，仁宗是能感受到的。 因此，“容后再议”绝非敷衍。仁宗虽然一时难下决断，但包拯的话，已经让仁宗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四年后的1060年，宋仁宗考虑再三，作出了决定：立堂兄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后改名赵曙）为皇子。这一纸诏书，瞬间安定了动荡的朝局，明确了大宋王朝未来的方向。仁宗的这个决定，解开了那个困扰帝国多年的死结，消弭了可能爆发的危机。 令人唏嘘的是，那位以赤诚推动了这个历史车轮转动的“包青天”，却没能在终点处看到花开。仅仅在立皇子两年后（1062年），包拯便溘然长逝。他没能亲眼看到1063年仁宗驾崩后，入主东宫的赵曙（宋英宗）顺利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