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年，有人建议保留汪东兴的职位，但是陈云却认为，如果他继续担任，就算我们同意了，全国人民也不会同意的。 中南海的冬夜还带着寒意，会议室里的烟灰缸已经堆满了烟蒂。 有人拿出汪东兴在 1976 年指挥抓捕 “四人帮” 的电报记录，说这样的功臣理应留在核心岗位。 坐在角落的陈云慢慢转动着搪瓷杯，杯沿的茶渍圈像年轮般清晰。“功是功，过是过。” 他忽然开口，声音不高却让满屋安静下来，“老百姓在街头巷尾议论的，是什么时候能摘掉‘右派’帽子，什么时候能让孩子吃饱饭，不是谁当年抓了谁。” 这话戳中了要害。那时的北京胡同里，常有老人拿着平反申请辗转于各个部门。 汪东兴主管的专案组还在沿用 “文革” 时的审查办法，有干部在材料里写 “按毛主席指示办”，就迟迟得不到批复。 一位在 “反右” 中被错划的教授，女儿在工厂当临时工，听说中央要重新审查旧案，每天清晨都去信访局门口排队，手里紧紧攥着泛黄的申诉信。 这些场景，陈云在调研时看得真切，他在笔记本上写：“民心是秤，能称出谁在为人民办事，谁在守着旧摊子。” 汪东兴的办公室里，挂着他与毛泽东的合影。1947 年转战陕北时，他带着一个连护卫中央纵队，在羊马河战役中三天三夜没合眼。 这份资历让他在党内有着特殊分量，也让他对 “两个凡是” 有着近乎固执的坚持。 1978 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时，他在内部会议上强调：“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不用讨论。” 这话传到安徽小岗村，正在偷偷搞 “包产到户” 的村民们犯了嘀咕： “要是按老规矩，咱这粮食还能不能分着吃？” 陈云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他在上海的老战友来信说，当地工厂恢复生产需要技术骨干。 但不少工程师还戴着 “反动学术权威” 的帽子，汪东兴分管的部门总以 “待研究” 拖着不办。 “革命不是守坟。” 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敲着桌子，“当年打天下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现在搞建设，就得用能让日子过好的人。” 他记得 1945 年在延安，自己负责财经工作，为了让战士们冬天有棉衣穿，宁愿顶着压力调整贸易政策，“共产党的官，不能怕变，就怕不变”。 1979 年春节前，邓小平在出访美国的飞机上，还在看国内送来的简报。 汪东兴在一份关于农村改革的文件上批示：“应警惕资本主义倾向。” 而同一时间，四川广汉的农民已经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户，粮食产量比上年翻了一倍。 这些消息通过民间渠道传到北京，有人欢喜有人忧，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 “纠偏”，却被陈云用一组数据反驳： “去年全国人均粮食 320 公斤，比 1957 年还低，再守着老规矩，老百姓要饿肚子的。” 分歧的根源早在 1977 年就埋下伏笔。那年汪东兴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 当时安徽凤阳的讨饭队伍刚从关外回来，听说这话，有人叹气：“难道还得继续饿肚子？” 而陈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里说：“毛主席也犯过错误，这是事实。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才能让群众相信我们。” 两种态度，像两条岔路，在 1979 年的历史关口愈发清晰。 最让陈云揪心的是平反工作的停滞。他的秘书在信访局看到过堆积如山的材料，有个叫张志新的烈士亲属，拿着判决书哭着说： “上面写着‘按毛主席指示处决’，难道就不能说句错了？” 汪东兴在一次汇报中说：“这些案子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翻案会影响毛主席的威信。” 陈云当场反问：“是让老百姓骂我们不实事求是影响威信，还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赢得威信？” 3 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代表们讨论最多的是经济特区和农村政策。有广东代表提到，华侨想回来投资，却担心政策变来变去。 汪东兴在小组讨论中强调 “要稳”，而陈云在和上海代表谈话时说：“稳不是不动，是看准了就动。” 他想起 1949 年接管上海时，资本家都在看共产党能不能管好经济。 最后靠 “银元之战”“米棉之战” 稳住了局面，“现在也一样，老百姓看的是我们能不能解决问题，不是谁的资历老”。 1980 年的五中全会上，汪东兴的辞职申请被通过时，窗外的玉兰花刚打花苞。 有记者注意到，那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两条消息：一条是中央决定为 “文革” 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另一条是深圳经济特区开始建设。 街头巷尾的人们议论着这两条新闻，没人再提起谁留谁走。就像陈云说的： “历史记住的，是让中国往前走的人，不是挡住路的人。” 多年后，当年在信访局门口排队的教授女儿，成了大学里的英语老师。她记得父亲平反那天，全家人拿着通知书哭了很久。 而汪东兴晚年在回忆录里写：“那时我确实跟不上形势了。” 两种人生轨迹的交汇与分离，藏着一个时代的答案 —— 人民的眼睛，永远盯着向前走的路，而不是回头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