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研究生自缢事件，真相曝光：没有人愿意被脐带拴一辈子

2009年11月26日早晨，上海某大学的一名女研究生在宿舍里自杀身亡。

她把枕巾和毛巾绑在一起，一头挂在水龙头上，另一头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令人惊讶的是，洗手台离地不足一米，只要有一丝丝生存的欲望，她可以随时站起来重回生门。

但杨元元没有，她异常决绝地要与这个世界告别。

这是一桩旧案，事发时距离杨元元踏入校门不足70天。

扑朔迷离的自杀原因曾引起热议，到底是谁把她逼到这一步？

时隔多年，答案依旧触目心惊。

宜昌女孩杨元元的前半生，媒体用了16个字概括：

“幼年丧父，家境贫困，母亲陪读，居无定所。”

也有人总结：“这是一个被母亲剪断翅膀的女孩的一生。”

高考填志愿时，喜欢法律的杨元元想报考大连海事大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母亲望瑞玲说不行，因为“路途远，花费太高”，逼她读了离家近的武汉大学。

杨元元读到大三，望瑞玲住进了她的寝室。

理由是厂区宿舍楼搬迁，很多人花了3.5万元搬进了新房，望瑞玲觉得贵，又不愿意住荒凉破旧的老房子。

在不足一米二的单人床上，母女俩睡了两年。

大学毕业后，杨元元曾有两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她考上小城里的公务员，母亲望瑞玲不准她去，因为“高才生去小县城太丢脸，又挣不到钱”。

工作8年之后，望瑞玲又让她考上海的大学，因为她曾在上海打过工，很喜欢这个五光十色的大城市。

所以她规定女儿：“弟弟上北京去，你就去上海。”

被上海海事大学录取后，杨元元以为自己终于解脱了。

当时弟弟在北京读博士，曾提出要把母亲接走，但望瑞玲拒绝了，她偏要和女儿生活在一起。

于是新生入学，望瑞玲再一次住进了杨元元的寝室。

室友受不了，一个个申请转宿或者直接搬走。

学校知道后，要求望瑞玲尽快搬离，还为母女俩联系了一间月租450元的房子。

当时望瑞玲的退休金已经涨到了900多元，杨元元每个月也拿着300多元的补助。

但这些望瑞玲都不满意。

一轮轮重压之下，杨元元终于崩溃了，在一个寻常的早上选择离开。

“我一直难以想象，这30多年，她是怎样过的。

“母亲时刻不离左右，没有私人空间，没有自己的个人时间，没有自身情感的小小角落。母亲，似乎已经成为她今生今世无法摆脱的另一半。

“所以她无法寻找另一半，也无法开始恋爱。她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并不年迈也无疾病的妈妈，始终活在她的监管和控制之下。”

望瑞玲像一根藤曼，紧紧地缠绕在女儿身上，直至女儿死于她的病态寄生。

“病态共生”这个概念，最开始是心理咨询师武志红提出来的。

一是父母入侵孩子的生活，孩子即便成年也无法和父母分离。

二是父母接受不了违背自己意愿的孩子，孩子即便厌恶，也会病态地满足、迎合父母的全部期望。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代人共同使用一个身体和心理，生活彼此纠缠在一起。”

这是中国家庭常发生的矛盾，也伴随着最难以启齿的痛楚。

有人说，每次放假回到家，都会感到深深的压抑和窒息。

360度无死角地被父母入侵，像是被丢进一个真空缺氧的密闭空间，难以喘息。

有的孩子，刻意迎合、讨好父母，却无法做到真正地敞开心扉，感觉自己非常孤单。

表面嘻嘻哈哈、大大咧咧，内心却总是敏感多疑。

最严重的“病态共生”亲子关系，往往都会指向残忍的家庭悲剧。

毕竟一个身体只能承受一个灵魂，如果父母强行占据，最后和孩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杨元元就是最典型的案例，而那个发帖控诉的姑娘身上，就有着许多人都曾经历过的苦楚。

但说到底，父母把自己的私欲寄生在孩子身上，无非是大人为了满足自己操控子女人生的快感而已。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圆桌派》里有一期话题，讨论为什么中国大多数父母总爱逗孩子是垃圾桶里捡来的？

窦文涛说，这本质上就是父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控制欲，即“我让你怕就怕，我让你笑就笑”。

《被讨厌的勇气》一书里，作者不留情面地揭穿了这样的亲子关系：

一切人际关系的矛盾，都源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或者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妄加干涉。

非常不幸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往往是过于担忧的父母，总爱对孩子的课题妄加干涉。

其实，很多时候，父母并不是真的为了孩子好，而是为自己的面子、虚荣心和支配欲。

就像杨元元的母亲，逼女儿去她喜欢的城市上学，明明有地方住，却硬要跟女儿挤在大学宿舍。

当她挤在女儿那张狭窄局促的小床上，看着女儿忍受着周遭人的白眼和讽刺，连一个说知心话的朋友都没有时，难道就没有想到过自己的越界和剥夺吗？

我猜她大抵也曾闪过几瞬这样的念头，只是已经习惯不把孩子当作一个独立的、真正的生命。

她攀附在女儿的身上，不过是为了控制女儿，重活一回自己。

电影里，得了寄生虫病的人，没有完好无损的，不是被影响得大脑不正常，就是宿主死亡。

而在现实中，那些自杀的孩子，很多也源于寄生父母的蚕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