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23日，小河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突然找到贺龙，神色凝重地说：“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 “什么话？“贺龙有些惊讶。 “你虽然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但实际上没有带兵打仗，实在受委屈了。“这句话，毛主席憋了很久。 这次小河会议于1947年7月21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参加的有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以及包括贺龙在内的西北地区领导人，这是一次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会议，而毛主席与贺龙的这番对话，揭示了一位战将的战略转型。 当时的战局严峻，国民党军25万人重点进攻陕北，胡宗南占领延安，而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只有2.6万人。 在这种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每一位将领的定位都至关重要，作为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贺龙，本应在前线冲锋陷阵，但党和革命的需要却让他承担起了另一种使命。 贺龙对毛主席的话没有丝毫犹豫，掷地有声地回答："党的决定我绝对服从，心甘情愿，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选择，从"两把菜刀起家"的桑植青年，到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再到长征路上红二方面军的统帅，贺龙的一生就是服从革命需要的一生。 毛主席后来将贺龙比作汉朝的萧何，把彭德怀比作韩信，这个比喻精准地诠释了两人在西北战场的分工，如果说彭德怀是前线的指挥官，那么贺龙就是后方的统筹者，"韩信"所向披靡，离不开"萧何"的坚强后盾。 贺龙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后，首要任务是解决前线供给问题，当时陕北正值大旱，粮食奇缺，他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口号，发动军民大生产。 在晋绥根据地，他领导军民一年开荒40万亩，在兴县建立军区工业部，每月能生产10万发子弹、5万枚手榴弹，这些弹药直接支援了前线作战。 为统一管理两个边区的资源，贺龙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将两区的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 他整合财务和供给部门，建立了高效的保障体系，确保前线部队"走到哪里，便可以在哪里得到供应"。 在繁重的后勤工作之外，贺龙还特别重视人才培养，当文水县解放后面临敌人反扑时，贺龙审时度势作出决定："城可放弃，人才要争"，在战火硝烟中成立了"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随营学校"，后更名为"贺龙中学"，他亲切地称这些学生为"宝贝疙瘩"，倾注了大量心血。 1948年9月，为适应迅速发展的解放战争需要，贺龙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将贺龙中学与陕甘宁晋绥步兵学校合并，在晋南临汾成立西北军政大学，这些学校培养的人才，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先是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把复杂的西南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随后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1955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这是对他一生贡献的崇高认可。 从"韩信"到"萧何"的转变，体现了贺龙将军的政治觉悟和大局意识，他明白，革命胜利不仅需要前线的英勇作战，更需要后方的坚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