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实践、效能与提升路径》

（文/泥安儒）

引言

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工程”，既是传承中华文明根脉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济南大学教师、山东省社科理论重点研究基地（济南大学）“新时代社会治理与政策创新”研究基地刘艳丽研究员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实践、效能与提升路径》一书，以山东省为样本，系统解析社会组织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实践效能与制度困境，深化了既有研究中对“效能评估”与“行动逻辑”深度探讨的空间。作为一项植根田野的社科成果，该书不仅展现学者直面现实问题的学术担当，更在方法论与理论范式层面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创新视角。

一、从理论到实践：研究框架的创新性突破

本书的学术价值，首先体现在其构建的“三维分析框架”：以“主体角色嬗变-效能评价体系-系统梗阻解析”为主轴，串联起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动态叙事。作者突破“结构-功能”的传统分析范式，创造性提出“公共服务效能五维指标体系”，涵盖资源投入、治理结构、服务能力、公众参与与满意度等五大维度，破解了以往“重供给轻需求、重形式轻质效”的评估困境。例如，书中引入“文化渗透率”“代际黏合度”等创新指标，精准捕捉社会组织在激活乡村文化内生活力中的独特作用。

方法论上，作者依托实证研究方法，通过覆盖山东省多地的问卷调查（样本量达1200余份）、深度访谈（50余个基层案例）及参与式观察，将定量分析的严谨性与质性研究的洞察力深度融合。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其对农民文化需求的“三级分层模型”（基本层、进阶层、高阶层）的提炼，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需求侧改革”的范式参考。

二、社会组织的角色嬗变：从“边缘补充”到“核心枢纽”

本书的核心理念在于揭示社会组织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三重角色跃迁：

服务革新者：突破政府供给的“标准化”逻辑，通过“银发剧场”“抖音文化站”等案例，展现其在服务精准化、分众化上的创新能力。

资源整合者：成功搭建城乡资源流转平台，例如促成城区闲置文化设备向乡村定向输送，彰显其在资源配置中的市场敏锐性。

文化转译者：在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价值间构建对话桥梁，如通过非遗工坊激活传统手工艺的当代价值，形成“文化再生产”的在地模式。

这一角色嬗变的本质，映射出乡村振兴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的范式转型。作者犀利指出，社会组织已从“政策执行的毛细血管”升级为“乡村振兴的神经中枢”，其功能不再局限于填补政府失灵，而是驱动乡村文化生态的系统性重构。

三、现实梗阻与路径突围：制度与行动的双向反思

本书并未回避社会组织参与的现实困境。作者犀利指出“制度悬浮化”与“行动碎片化”两大症结：前者表现为文化资源开发不足的制度性障碍、资源下乡通道阻滞；后者则体现为社会组织自身的专业化短板与群众参与惰性。例如，部分地区仍将社会组织视为“临时救火队”，缺乏长效合作机制；一些乡村文化活动的组织者缺乏相关经验和能力，导致活动的策划、组织和执行不够完善，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出“系统共生”的解决路径：

制度层面：构建“政府-社会组织-村庄”的协同治理网络，推动资源分配从“条块分割”转向“平台整合”；行动层面：倡导“需求嵌入式服务”，通过培育乡村文化自主生产机制（如村民自治的文化合作社），实现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质变；技术层面：借力数字化工具重构文化传播链，如开发线上文化需求反馈系统，优化服务靶向性。

此部分论证凸显了作者“问题意识”与“方案思维”的有机统一，既具学理深度，亦含实践智慧。

四、学术启示与研究展望

作为一部区域研究著作，本书虽以山东为样本，但其构建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具有普适性价值。尤其在“效能评估指标”的设计上，为后续跨区域比较研究提供了可移植的工具模板。与此同时，作者在后记中提出的“数字赋能”与“代际传承”命题，如能进一步展开，或可形成更具前瞻性的理论突破。

若论局限，或许在案例的异质性覆盖上尚有拓展空间（如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流动型村庄的关注稍显不足），但瑕不掩瑜。作者的“在地化深耕”研究方法，恰为当下乡村振兴研究注入一股扎实的学术清流。

结语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文化振兴》一书，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亦是一份深沉的社会实践指南。作者以其深厚的理论积淀与赤诚的乡土关怀，为乡村振兴研究拓展了“文化治理”的新视域。书中反复强调的“农民主体性”与“文化内生性”原则，无疑为当前乡村建设中的“景观化”“空心化”问题提供了警示与镜鉴。在乡村振兴迈向高质量进阶的新阶段，本书的价值恰如一座灯塔，既照亮来路，更指向未来——唯有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乡土文明的“唤醒者”与“守护者”，乡村振兴方能在文化自觉中抵达“美美与共”的理想之境。

（作者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