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下半年，八一厂已经很乱了。当时在厂里私底下流传着一句话：“男的，不如女的，老的，不如少的。”这话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王晓棠。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74年，王晓棠的儿子言群因急性肝炎去世，年仅十七岁，那天深夜，王晓棠坐在医院冰冷的长椅上，身边是已经停止心跳的孩子。 医生走过来，递给她病历和死亡证明，她接过来，签字，起身，一句话没说，她没有通知剧组停工，第二天清晨，王晓棠按时出现在摄影棚。 她一字一句背着台词，精确走位，对每一个镜头都保持着原本的节奏，拍摄结束后，她独自收拾道具，把儿子离世的事情藏得严丝合缝，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听她提起。 所有人都以为她是天生就能承受一切的铁人，事实上，王晓棠并非有着强大的家庭背景，她1934年出生在河南开封，家境普通。 父亲王兆湘是军人出身，经历过多次战争和动荡，生活中极为严厉，母亲为小学教师，性格内敛，操持一家人的生活。 战乱时期，他们一家东奔西走，从中原一路迁徙到西南，几乎没有安稳定居过，王晓棠自小适应迁徙和变动，学会迅速在陌生环境中站住脚。 她从不依赖别人，因为她早就知道依赖是脆弱的，小时候，王晓棠喜欢模仿收音机里播音员的声音，也喜欢在家庭聚会时站在椅子上表演小节目。 她的兴趣没有引来掌声，反而经常被父亲训斥“不务正业”，但她没有放弃，她想演戏，哪怕没人理解，她也坚持自学戏曲，苦练基本功。 十几岁时，她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开始接触真正意义上的专业训练，没有后台，没有背景，她只能靠一次次演出、一遍遍试戏，在人群中站出来。 1955年，她凭借主演电影《神秘的旅伴》被观众记住，此后十几年，她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当家女演员，她拍戏不惜身体，为了一个摔倒镜头能连续摔上几十次。 导演组的笔记本里，经常会出现她自己修改的场面调度图，甚至是镜头脚本，她不仅演戏，还爱琢磨拍戏是怎么构成的。 正当事业如日中天，1974年的丧子之痛将她打回谷底，但她没有选择停工，没有回避公众视线，她选择继续工作，因为她知道，唯有在镜头前，她才有力量坚持下去。 她不是没有痛苦，只是不允许痛苦吞掉自己，到了1975年，王晓棠向厂里主动提出尝试导演工作，最初没人同意，一个女演员跨界当导演，在那个年代并不常见，甚至会被看作“抢功劳”。 但她不理会议论，开始从最基础的摄像、剪辑、剧作一点点学起，她白天在片场学习机位语言，晚上自己写脚本、改剧本，还找人背台词演一遍再逐帧分析。 1982年，王晓棠自导自演电影《翔》，这部作品一经上映便获得广泛好评，业内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一直被定位为“演员”的人。 她的作品节奏紧凑，叙事清晰，情感克制但不失力度，她没有将舞台当成炫技的场所，而是以导演的身份严密控制作品的质感。 这部片子的成功为她打开了导演的大门，也确立了她在八一厂的多重身份，就在她努力突破的时候，1992年，王晓棠又一次遭遇重大打击——丈夫言小朋突发疾病离世。 言小朋同样是演员，两人因戏结缘，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王晓棠守了他整整三天三夜，直到医院下达最后通告，她才慢慢走出病房，安排丧事。 丈夫下葬当天，她短暂地消失在公共视野中，但第二天，她便重新出现在会议室，面对的是八一厂未来的重大项目讨论。 就在那一年，王晓棠正式被任命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厂里那时正面临转型压力，军事题材电影一度被认为缺乏市场吸引力，年轻导演出走频繁，项目接连流产。 她没有花时间收拾内部人事，也没做表面工作，而是迅速组建新团队，亲自抓剧本、调度、后勤协调，在她主导下，八一厂从一个困顿不前的传统厂，重新走上了高产和高质的轨道。 她用制度打破等级、用作品证明方向正确，到了1993年，她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中国影视界第一位女性将军。 她没有大张旗鼓地庆祝，奖章只被简单地放进抽屉里，继续带团队去拍下一部片子，外界的流言从未断过，有人质疑她强势，认为她掌控欲过强；有人暗讽她借家庭背景上位；也有人说她不适合长时间掌握权力。 她从不反驳，从不参与任何形式的争论，她的回应永远只有一个——干活，面对每一部作品，她都以最高标准要求每一个环节，包括自己。 八一厂的职工慢慢明白王晓棠是用行动维系整个电影体系的人，她不会因为是女人就推脱责任，也不会因为别人质疑就放低标准。 她坚持质量、坚持原则、坚持底线，让人不敢松懈，她的存在不是威压，而是一种沉默的支撑，从演员到导演，从普通职工到将军厂长，她没有绕过任何一条捷径，也没有回避过任何一次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