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时，遇到一个德国人售卖四箱古画，当徐悲鸿看到第三箱时，突然大喊一声：“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件！”对方开口就要1万元，徐悲鸿却不假思索的同意了。 1937年5月的香港，一场改变中国艺术史的邂逅正在上演，徐悲鸿刚刚结束在香港大学的画展，好友许地山夫妇带来一个意外消息：有位德国女士急需出售父亲遗留的中国古画。 这位德籍法籍混血的米歇尔·马蒂夫人，在香港大学教授法语，因经济拮据不得不变卖家中四大箱古画，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后来回忆，大家都亲切地称她“马大马的”。 当徐悲鸿走进马蒂夫人的居所，面对摊开的古画时，前两箱并未引起他太大兴趣，直到第三箱被打开的瞬间，一幅长达292厘米的绢本白描长卷映入眼帘，他的双手开始颤抖。 画面上八十七位神仙衣袂飘飞，列队前行，线条如行云流水般流畅，虽然没有任何色彩渲染，但每个人物的神态都栩栩如生，整体气韵非凡。徐悲鸿当即高喊：“剩下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幅！” 马蒂夫人开价1万港币，这相当于当时港大教授20个月的薪水，按购买力折算，约等于今天的700万元人民币，徐悲鸿掏空所有积蓄仍差1000元，最终用7幅自己的画作补足差价。 交易完成后的当晚，徐悲鸿连夜在画上钤盖“悲鸿生命”印章，然后畅饮庆贺到深夜，他坚信这是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真迹，从此这幅《八十七神仙卷》与他的命运紧紧交织。 1939年，徐悲鸿带着画卷前往南洋筹集抗战资金，却遭遇太平洋战争爆发，为躲避日军轰炸，他将其他画作藏在新加坡的一口枯井中，唯独将《八十七神仙卷》贴身携带，辗转缅甸、印度。 在印度期间，徐悲鸿甚至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品鉴这幅画作，泰戈尔虽不懂中国画技法，但被画中神仙的神韵深深震撼，连声赞叹“wonderful”。 1942年，昆明遭遇日军空袭，混乱中《八十七神仙卷》竟然被盗走了，徐悲鸿得知消息后忧心如焚，血压骤升，从此落下病根，他四处托人寻找，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寻画启事。 两年后的1944年，学生卢荫寰在成都偶然发现了画卷的踪迹，徐悲鸿担心卖家察觉价值后销毁证据，委托朋友秘密进行交涉，经过艰难谈判，最终以20万银圆加20幅画作的天价将其赎回。 重新得到画卷时，徐悲鸿发现原有的题跋和印章都被割去了，尽管如此他依然欣喜若狂，当晚赋诗“得见神仙一面难”，并立即邀请张大千、谢稚柳前来题跋。 张大千仔细观摩后断言，这幅画早于北宋《朝元仙仗图》，应是“晚唐壁画同风”的珍品。谢稚柳也认为其线条功力非同一般，称赞为“神品”。 然而学术界对此画的断代一直存在争议。徐邦达、启功等鉴定专家认为它是北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图》的摹本，而非唐代原作，这场关于年代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不管学术争议如何，徐悲鸿对这幅画的珍爱从未改变，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这是“足可颉颃欧洲最高贵名作”的中华瑰宝，代表着民族精神的结晶。 1953年徐悲鸿病逝后，夫人廖静文严格按照他的遗愿，将包括《八十七神仙卷》在内的千余件珍藏全部捐献给国家，她说：“悲鸿生前常说，这些文物属于民族，不属于个人。” 如今这幅传奇画卷成为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的镇馆之宝，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由于保护需要，它很少公开展出，2018年短暂展出几天时，便引发了巨大轰动，参观者络绎不绝。 从八国联军劫掠后的流散海外，到徐悲鸿倾家荡产的守护收藏，再到无私捐献给国家，《八十七神仙卷》的百年漂泊历程，见证了一代艺术家的文化情怀和民族担当。 这不仅仅是一幅画的传奇，更是中华文化在动荡年代中的坚韧传承，正如徐悲鸿所言：“此卷之伟大，非仅在于艺术价值，更在于它承载的民族精神。”无论学术界如何争论其确切年代，它作为中华文明瑰宝的地位都无可撼动。  参考资料：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