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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珠,快出来,我要上刑场了,保珠、保珠……” 凄厉的呼喊划破台北的清晨,却没

“保珠,快出来,我要上刑场了,保珠、保珠……” 凄厉的呼喊划破台北的清晨,却没能传到沈宝珠的耳中。

1950年1月30日,一辆囚车载着林正亨驶过泉州街。 他绝望地呼唤着妻子,厨房里灶火噼啪作响,掩盖了这最后的诀别。沈宝珠当时正忙着为丈夫熬制狱中所需的食物,直到邻居的奔告,她才仓皇地奔向马场町刑场,看到的却是雨水浸染的泥土,以及那渗透其中的血迹。35岁的林正亨,生命就此定格,成为“白色恐怖”时期无数牺牲者的一个缩影。

这场悲剧的背后,是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后,对异见人士及共产党人的残酷镇压。从1949年到1992年戒严时期,数千平民因政治原因被处死,更多的人遭受了不公正的审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令》等法令的实施,为特务机关的肆意妄为提供了保护伞,任何被怀疑为“共匪”或“台独”的人,都可能面临逮捕、拷问,甚至处决。

林正亨正是在这严酷的环境下,走完了他短暂而悲壮的一生。 他曾是台北警备司令部的警官,利用职务之便,秘密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与工人、学生团体暗中联络。 免职后,他借助岳母的资助开设了一家皮鞋店——“建成行”,表面上贩卖童鞋,暗地里却印制进步刊物《综合文摘》,并通过读书会传播来自大陆的消息。

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中,林正亨曾积极参与抗争,这更让他成为国民党特务的头号目标。1949年8月18日拂晓,特务破门而入,搜出了油印机和进步刊物。 在残酷的刑讯逼供下,他饱受皮鞭抽打和竹签钉指之痛,却始终坚守秘密,拒绝出卖任何同志。 即使面对陈诚亲自送来的“悔过书”,他依然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无过可悔!” 为了保护战友,他甚至虚构了一个联络人名字——“陈百川”。

狱中,他为儿女剪制了十几朵纸花,并留给9岁的儿子林义旻最后的嘱咐:“做错事下次不再做,在社会上做个有用的人。” 这朴实的遗言,成为林家珍贵的记忆。最终,林正亨被判处死刑,在马场町刑场,他高呼“人民万岁”,以革命者的气节,结束了自己短暂而充满波澜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