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知青开始大返城，但29岁的赵俊选择不回北京，妻子以为他是不愿带自己进城。赵俊却说：“你现在的条件，回北京只能干体力活，我不愿意你吃苦，等我把初中课程给你教会，我们再回去”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赵俊决定要教阿依娜完成初中课程，是在一次单位评比落选后，那天，他从粮站回到家，翻出旧课本和笔记，一页页地翻，像在给自己定下计划。 他说完那句话的第二天晚上，两人就坐在家里开始复习拼音，他们家的晚饭后时间被彻底改写，赵俊按照初中课纲，把每周内容编成小节，周一到周五讲语文和数学，周末讲地理和政治。 阿依娜白天在供销社上班，回家吃完饭后就坐在旧饭桌边，抄写生字、计算数学题，赵俊在一旁检查批改，还准备了错题本。 家里靠一盏台灯撑到深夜，孩子睡了，他们就轮流念课文，直到阿依娜能背出重点段落，他们住的是粮站分的旧房，屋子小，隔音差，四周住的多是本地职工。 邻居偶尔抱怨他们念书声音太大，但赵俊从未停下，他每次从镇上回来都会带回书页、练习题和空白本子。 有时他还从单位图书角借来旧教材，自己翻译成傣语讲解语法，阿依娜学得慢，有些知识点反复要讲五六遍，但赵俊从不催促。 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生活规律到了几近刻板的程度，赵俊早起检查孩子功课，然后去粮站负责仓储分配，中午顺路给阿依娜送饭。 晚上下班后再回家教课，阿依娜周一到周六在供销社帮忙配货、称重，常常要站一整天，回家还坚持练习，两人几乎不参加任何村里的集体娱乐活动，偶尔去一趟镇上采购，也总是赶着回家。 赵俊之所以走到云南，是十年前北京一次街道动员会上定下来的，那年他十八岁，本可以继续升学，但那年政策突然转向，学校通知不再统一推荐升学指标，他所在的年级大多要下乡。 赵俊主动报名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到云南的头两年，他插队的村子是最偏远的一个，交通全靠人力担粮，白天干农活，晚上写心得，他不服输。 村里人早就对这些知青没什么热情，但他一直坚持干重活、记笔记、学方言，一次下地干活中受了伤，被安排到村卫生所休养一月，也是在那个阶段，他开始帮忙做基层管理工作。 后来因工作能力被镇上借调，他临时去协助粮站进行粮食运输调度，结果一次调拨任务做得精准，被县里留下担任副站长。 他在粮站上班期间，认识了阿依娜，那时候她正跟随父亲干活，因为识字不多，常被分配些简单工作，赵俊发现她很勤快，便试着教她读字，从那以后，两人接触多了。 婚后两年，赵俊主动申请调户口，带着阿依娜和两个孩子一起迁入镇区，他们虽然身份特殊，但靠着工作能力和邻里关系，日子还算稳定。 直到1977年，知青返城的政策开始推进，他的很多朋友、同批下乡的知青开始回到各自城市，赵俊也收到了通知，他本可以利用身份优势带着家人尽快返回北京，但他拒绝了。 他不是没想过回城后的生活，他分析过阿依娜的教育背景和城市工作结构，觉得若不提高她的基础教育水平，回去只能干最底层的活。 而且孩子们也需要适应新的环境，他希望妻子能像北京本地人一样，能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于是，他定下目标，先教完初中课程，再择机返京。 这个决定让不少人疑惑，甚至引起粮站上级的不满，有人说他太理想主义，有人说他错过了最好机会，但他始终没有动摇。 1982年，阿依娜基本掌握了课程内容，赵俊开始联系北京老同学，通过信件了解城市政策变化，寻找工作机会。 几番来回，他拿到了北京市粮油公司的调令，同时也获得了单位出具的户籍迁移介绍信，1986年，一家四口登上北上的列车。 赵俊带着档案和介绍信，阿依娜随身携带所有教材和学习笔记，抵达北京后，他们暂住在赵俊老父亲家的旧房。 赵俊次月便入职粮油公司做调度，阿依娜则参加了几场用工面试，最终在一家食品厂担任库管，两个孩子被安排进入附近小学，户口也顺利落地。 他们的生活起初有些紧张，赵俊通勤路远，阿依娜适应工厂生活也吃了些苦，但两人都坚持下来，不再寄望政策，而是靠技能和努力维持城市生活。 转眼二十年过去，他们从简陋小屋搬进了职工宿舍，孩子考上了大学，一家人逐渐走稳了北京的步伐。 2008年，他们回西双版纳探亲，走访了旧村时看望了老邻居，还在村口拍了一张合影，赵俊将这张照片挂在北京家中书桌上。 赵俊这一生的决策从不随波逐流，他选择教妻子读书，放弃短期机会，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建立家庭基础，他不曾高调宣讲，也未曾自诩成就，却用几十年的行动兑现了承诺。 他的故事未必轰烈，却写实，他把一个普通家庭从边疆带进城市，也在这过程里保住了尊严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