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首次飞入太空。有人立刻跑到钱学森家里，不曾想，钱老却问道：“王永志，还在吗？” 2003年10月15日凌晨，一名工作人员匆匆来到钱学森的家中，激动地报告：“神舟五号发射成功了！杨利伟已经进入太空！” 原本以为钱老会喜笑颜开，追问杨利伟的情况，不曾想他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王永志，还在吗？” 那人愣了一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在……他还在基地指挥。”钱学森这才放下心来，点了点头。 王永志当时并不在新闻镜头中，也没有接受采访。他依旧在航天指挥大厅里，像往常那样盯着每一行数据、每一个节点。几十年来，这样的夜晚他度过了太多。 他第一次被同行记住，是因为一次反常的决定。那是1964年，中国正在试验一种中近程导弹。导弹接连几次没命中目标，试验几近搁浅。大多数专家都认为是燃料不足，纷纷建议增加燃料投放量。 王永志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不是增加，而是要减少600公斤。在场专家都觉得他说错了，少了燃料怎么飞得远？他拿着自己的数据，找到了当时负责项目的权威人物——钱学森。 钱学森听完他的解释，沉默片刻后说：“这小伙子有点本事。”指令很快下达，导弹试验重新调整方案，发射成功。 从那以后，王永志在业内声名鹊起。但他并不沉迷于个人荣誉。他始终觉得，技术的进步不是靠几次亮眼的成功，而是靠一点一滴的积累。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际航天市场陷入低谷，许多国家的火箭项目接连失败。国内也面临经济压力，一些人建议暂缓火箭研发。但王永志反而认为，这正是中国突破重围的机会。 他提出了一个当时被不少人否定的方案：摒弃传统火箭的串联推进方式，转而使用捆绑式推进系统。这种设计能将多个推进器并排安装，大大提高运载能力。 那段时间，他带着团队反复实验。有人质疑这个方案风险大，可能功亏一篑。他没有解释太多，只说：“如果连试都不敢试，那我们永远只能在别人后头。” 最终，新一代“长征”火箭横空出世，中国火箭的运力从2.5吨提升到了9.2吨，一举打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多年以后，王永志又一次站上更高的岗位。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他被任命为总设计师。 他第一个提出的重大变革是将火箭着陆场从黄河泛区迁到内蒙古草原。很多人反对，说黄河地区条件成熟，改动牵扯太大。王永志一锤定音：“那里人多，万一出事怎么办？” 着陆场改了，轨道方案要重做，飞行时间要重新安排，一连串连锁反应接踵而至。他白天开会，晚上回办公室画图纸，一干就是几个星期。 那几年，研究院经费紧张，一些单位无法保证项目推进。王永志第一个提议走出去筹资，引入贷款、自筹资金、对外合作。在当时来说，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做法。有人说他不顾风险，有人说他太激进，但他知道，如果不主动找办法，项目就会停在原地。 一个冬天的早晨，他穿着棉衣走进试验车间，注意到一颗螺丝有轻微松动。他叫来总装负责人，当场推翻了即将通过的审查程序。有人觉得他反应过度，他却说：“这不是一颗螺丝的事，这是整艘飞船的命。” 在他的带领下，神舟五号任务进入倒计时。飞船升空那天，他站在控制室一角，眼神紧盯大屏幕上的实时数据。有人问他：“紧张吗？”他摇头说：“不是紧张，是熟悉。” 飞船顺利进入轨道，全国欢腾。媒体都在寻找主角，杨利伟成了众人瞩目的英雄。很少有人知道，早在数十年前，这项事业的种子就已在一个个技术图纸中生根发芽。 王永志的办公室很简朴，墙上挂着的不是奖状，而是不同型号火箭的结构图。他曾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三件事：让导弹飞得准，让卫星上得去，让人能进太空。他没有用豪言壮语去总结这些年，只有一次在一个内部会议上，他低声说：“我们不靠奇迹，我们靠的是每一个计算都不出错。” 他不爱接受采访，也很少出席活动。他说：“我不说话，是因为航天说话。”那一天，他站在神舟五号任务后的数据总结会上，没有发表讲话，只简单点了点头，然后回头去看下一次任务的准备进展。 钱学森为什么第一时间问王永志是否在？因为他知道，航天靠的不只是飞船，更靠背后几十年从未离开的那双眼睛、那双手，以及那一份从未松懈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