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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时,遇到一个德国人售卖四箱古画,当徐悲鸿看到第三箱时,突

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时,遇到一个德国人售卖四箱古画,当徐悲鸿看到第三箱时,突然大喊一声:“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件!”对方开口就要1万元,徐悲鸿却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售画者是一位旅居中国的德国籍女士马蒂夫人,因时局动荡准备离开,故而出售家中藏品。而徐悲鸿,时年42岁,已是享誉国内外的绘画大师。 徐悲鸿出身江苏宜兴的一个清贫画师家庭,其艺术生涯深受父亲徐达章的影响。 1919年,在友人的帮助下,徐悲鸿获得公费留法资格,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系统学习素描与油画,其核心艺术思想,在于以西方的写实主义精神改良传统中国画。 徐悲鸿主张“师法造化,寻求真理”,认为艺术应当反映现实,服务于国家与民众。 1937年,中国爆发全面抗战。文物市场一片混乱,大量国宝因战乱流失海外或毁于一旦。 徐悲鸿此时在香港举办画展,其章程中明确规定:“画展卖出之款,全数捐助国家,以慰劳前线抗敌将士。”救亡图存,是他当时行动的唯一准则。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悲鸿受朋友引荐,前去查看那四箱古画。 前两箱多为明清时期的作品,虽有佳品,却未引起徐悲鸿格外的注意。 当第三箱打开,一幅长卷缓缓展开时,情势发生了变化。 此画为绢本白描,画面上并无任何背景或题跋,仅有八十七位道教神仙向同一方向行进的队列。 画中人物,无论男女老幼、帝君力士,其神态、动作、衣冠均刻画得极为生动。 尤其是那连绵不绝、随风而动的衣纹线条,完美呈现了美术史上所记载的唐代画圣吴道子“吴带当风”的标志性技法。 徐悲鸿是鉴定大家,他立刻意识到,这极有可能是历史上只闻其名、不见其形的吴道子粉本真迹。 在民族危亡之际,让如此级别的国宝再次流失,是他绝不能接受的。 对方开出的价格是一万银元,并附加徐悲鸿亲笔画作七幅。 在当时,国立大学教授的月薪不过百元左右,一万银元是一笔惊人的巨款。 徐悲鸿未加还价,当场同意。他将刚刚筹措的7000元抗战捐款悉数用上,又紧急向友人、收藏家许地山等人告贷,才凑齐款项。 画卷到手后,徐悲鸿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请篆刻家友人寿石工刻下一方印章,文曰“悲鸿生命”。 此举的意义不言而喻,自此,这幅画卷的安危便与他个人的生命紧密相连。 随后的数年,战火蔓延,徐悲鸿的足迹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地,举办了十余次画展为抗战筹款。 无论行程如何颠沛流离,一个巨大的铁箱始终伴随其左右,箱中所藏,正是《八十七神仙卷》。 1942年,徐悲鸿抵达昆明。据其子徐伯阳回忆,同年5月,日军空袭昆明,全家躲入防空洞。 就在这期间,窃贼潜入其在云南大学的住所,将存放于壁橱内的皮箱盗走,箱内除现金、衣物外,最重要的便是这幅画卷。 此次事件对徐悲鸿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他病倒在床,高烧不退,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他多次流露出“愧对国家”的深切自责。 此后两年,徐悲鸿委托军、政、艺各界朋友在云、贵、川三地秘密查访,悬赏寻画,均无结果。 画卷的失踪,成为他一块沉重的心病。 1944年,转机在成都出现。徐悲鸿的一位学生在朋友家中,偶然辨认出这幅画作。 画卷几经倒卖,已落入一位军中官员之手。 徐悲鸿闻讯后立即赶赴成都,但对方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赎回条件:银元20万元,外加徐悲鸿本人画作二十幅。 此时的徐悲鸿久病初愈,经济早已拮据不堪。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其妻子廖静文毅然担起了重任。她瞒着丈夫,变卖了自己仅有的金银首饰,又四处向友人求助。 经过数月奔走,才终于将钱款和画作凑齐。 当这幅分离了两年多的画卷被重新带回时,徐悲鸿将其捧在手中,泪流满面,百感交集。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终年58岁。在其病逝后,遵照他的遗愿,廖静文将《八十七神仙卷》连同徐悲鸿毕生收藏和创作的一千二百余件作品,以及一千余件图书资料,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从用巨款购入,到以生命守护,再到最终无私捐献,徐悲鸿用一生诠释了,国宝的归宿,是整个国家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