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徐悲鸿在香港时，遇到一个德国人售卖四箱古画，当徐悲鸿看到第三箱时，突然大喊一声：“下面的不看了，我就要这一件！”对方开口就要1万元，徐悲鸿却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售画者是一位旅居中国的德国籍女士马蒂夫人，因时局动荡准备离开，故而出售家中藏品。而徐悲鸿，时年42岁，已是享誉国内外的绘画大师。 徐悲鸿出身江苏宜兴的一个清贫画师家庭，其艺术生涯深受父亲徐达章的影响。 1919年，在友人的帮助下，徐悲鸿获得公费留法资格，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系统学习素描与油画，其核心艺术思想，在于以西方的写实主义精神改良传统中国画。 徐悲鸿主张“师法造化，寻求真理”，认为艺术应当反映现实，服务于国家与民众。 1937年，中国爆发全面抗战。文物市场一片混乱，大量国宝因战乱流失海外或毁于一旦。 徐悲鸿此时在香港举办画展，其章程中明确规定：“画展卖出之款，全数捐助国家，以慰劳前线抗敌将士。”救亡图存，是他当时行动的唯一准则。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徐悲鸿受朋友引荐，前去查看那四箱古画。 前两箱多为明清时期的作品，虽有佳品，却未引起徐悲鸿格外的注意。 当第三箱打开，一幅长卷缓缓展开时，情势发生了变化。 此画为绢本白描，画面上并无任何背景或题跋，仅有八十七位道教神仙向同一方向行进的队列。 画中人物，无论男女老幼、帝君力士，其神态、动作、衣冠均刻画得极为生动。 尤其是那连绵不绝、随风而动的衣纹线条，完美呈现了美术史上所记载的唐代画圣吴道子“吴带当风”的标志性技法。 徐悲鸿是鉴定大家，他立刻意识到，这极有可能是历史上只闻其名、不见其形的吴道子粉本真迹。 在民族危亡之际，让如此级别的国宝再次流失，是他绝不能接受的。 对方开出的价格是一万银元，并附加徐悲鸿亲笔画作七幅。 在当时，国立大学教授的月薪不过百元左右，一万银元是一笔惊人的巨款。 徐悲鸿未加还价，当场同意。他将刚刚筹措的7000元抗战捐款悉数用上，又紧急向友人、收藏家许地山等人告贷，才凑齐款项。 画卷到手后，徐悲鸿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请篆刻家友人寿石工刻下一方印章，文曰“悲鸿生命”。 此举的意义不言而喻，自此，这幅画卷的安危便与他个人的生命紧密相连。 随后的数年，战火蔓延，徐悲鸿的足迹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等地，举办了十余次画展为抗战筹款。 无论行程如何颠沛流离，一个巨大的铁箱始终伴随其左右，箱中所藏，正是《八十七神仙卷》。 1942年，徐悲鸿抵达昆明。据其子徐伯阳回忆，同年5月，日军空袭昆明，全家躲入防空洞。 就在这期间，窃贼潜入其在云南大学的住所，将存放于壁橱内的皮箱盗走，箱内除现金、衣物外，最重要的便是这幅画卷。 此次事件对徐悲鸿造成了不小的打击。他病倒在床，高烧不退，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在给友人的信件中，他多次流露出“愧对国家”的深切自责。 此后两年，徐悲鸿委托军、政、艺各界朋友在云、贵、川三地秘密查访，悬赏寻画，均无结果。 画卷的失踪，成为他一块沉重的心病。 1944年，转机在成都出现。徐悲鸿的一位学生在朋友家中，偶然辨认出这幅画作。 画卷几经倒卖，已落入一位军中官员之手。 徐悲鸿闻讯后立即赶赴成都，但对方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赎回条件：银元20万元，外加徐悲鸿本人画作二十幅。 此时的徐悲鸿久病初愈，经济早已拮据不堪。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其妻子廖静文毅然担起了重任。她瞒着丈夫，变卖了自己仅有的金银首饰，又四处向友人求助。 经过数月奔走，才终于将钱款和画作凑齐。 当这幅分离了两年多的画卷被重新带回时，徐悲鸿将其捧在手中，泪流满面，百感交集。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脑溢血在北京逝世，终年58岁。在其病逝后，遵照他的遗愿，廖静文将《八十七神仙卷》连同徐悲鸿毕生收藏和创作的一千二百余件作品，以及一千余件图书资料，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从用巨款购入，到以生命守护，再到最终无私捐献，徐悲鸿用一生诠释了，国宝的归宿，是整个国家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