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蒋经国窜访美国，当其从车里下来，准备进入布拉萨酒店时，混在人群中间的黄文雄，突然从怀中掏出手枪，朝着蒋经国的后背开枪。 要说黄文雄这个人，得从他的出身讲起。他1938年出生在台湾台中，家里条件不算差，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但也没啥大富大贵。黄文雄从小就挺聪明，读书成绩不错，后来考上了台湾大学，学的还是土木工程这门硬核专业。那时候的台湾，正处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政治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蒋氏政权搞白色恐怖，抓人、杀人，谁敢吱声就收拾谁，普通老百姓都只能低头过日子。 黄文雄在大学里开始接触到一些新思想，尤其是关于台湾未来的讨论。那会儿，很多人对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不满，但敢站出来说话的没几个。黄文雄不是那种天生就激进的人，他的转变是慢慢来的。他后来去了美国，1964年到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学的还是土木工程。不过，到了美国之后，他的生活可不仅仅是读书那么简单。美国的自由氛围和海外台湾人社区的活动，让他开始重新思考台湾的处境。 在康奈尔，他认识了不少台湾留学生，大家聚在一起经常聊政治，聊台湾的未来。那时候，海外的台湾独立运动已经有点苗头了，大家对蒋氏政权的压迫恨得牙痒痒。黄文雄渐渐从一个埋头读书的工科男，变成了一个关注社会、关注民族命运的人。他的思想转变跟一个人分不开，那就是他的姐夫郑自才。郑自才比黄文雄大几岁，也是留美学生，早就对台湾的现状不满，两人一拍即合，成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黄文雄不是那种头脑一热就冲动的人，他的行动背后有深思熟虑。他开始觉得，光靠嘴巴说说改变不了什么，得干点实际的。他和郑自才，还有其他一些台湾留学生，慢慢形成了刺杀蒋经国的想法。这不是啥浪漫的英雄梦，而是他们觉得这是唯一能让世界关注台湾现状的办法。 1970年4月，蒋经国窜访美国，这事儿在当时可是个大新闻。蒋经国那时候已经是蒋介石的接班人，地位很高，台湾当局派他出来，既是想拉拢美国支持，也是展示自己的实力。那年头，冷战正打得火热，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挺关键，蒋经国此行就是要稳住这层关系。他4月21日到的美国，先在华盛顿跑了一圈，4月24日到了纽约，准备在布拉萨酒店参加一个活动。 黄文雄和郑自才早就盯着这次机会。他们不是随便找个地方下手，而是做了不少准备。那时候，海外的台独组织虽然不算多，但已经有点组织性了。黄文雄他们通过一些渠道，搞到了蒋经国的行程，知道他会在4月25日出现在布拉萨酒店。这地方在纽约东区，挺热闹，他们觉得这是个下手的好机会。 刺杀计划其实很简单，没啥高科技，就是靠胆子大。黄文雄弄了一把手枪，具体咋弄来的不好说，反正那时候美国枪支管制没现在严，可能通过一些地下渠道搞到的。他和郑自才分工明确，黄文雄负责开枪，郑自才负责掩护和接应。他们没打算全身而退，就是抱着豁出去的心态。 4月25日那天，蒋经国从车上下来，周围都是人，有记者有安保，还有围观的群众。黄文雄混在人群里，手里攥着枪，等着机会。蒋经国刚走到酒店门口，背对人群，黄文雄觉得时机到了，直接掏枪瞄准后背开了火。不过，这一枪没打中要害，子弹偏了，蒋经国只是受了点轻伤。现场立刻乱成一团，安保人员扑上去把黄文雄按倒在地，郑自才想跑也没跑掉，当场被抓。 这事儿发生得太快，很多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结束了。蒋经国虽然没啥大碍，但这枪声可是把他的脸面打得稀烂。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丢了人，美国这边也挺尴尬，毕竟贵宾在自己地盘上差点被干掉。 刺杀失败后，黄文雄和郑自才的下场可想而知。他们当场被美国警方逮捕，罪名是持枪杀人未遂。这事儿在美国闹得挺大，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报道。黄文雄没啥好辩解的，他认了，说自己就是想用这一枪让世界看看台湾人有多苦。不过，美国法律可不管你啥政治诉求，犯了法就得受罚。 法院最后判了黄文雄和郑自才五年监禁，但因为政治压力和一些台独组织的斡旋，他们没坐满全期。1971年，两人被保释出狱，但美国也不让他们待了，直接驱逐出境。他们没办法回台湾，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于是流亡到了瑞典。瑞典那时候对政治难民还算友好，收留了不少像他们这样的人。 流亡生活不好过，黄文雄和郑自才一开始日子挺艰难，没钱没工作，还得躲着台湾当局的眼线。不过，黄文雄没放弃他的信念。他在瑞典慢慢站稳脚跟，开始参与海外的台湾人权活动。他写文章、做演讲，讲台湾的处境，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虽然刺杀没成功，但他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抗争。 后来，黄文雄的生活有了些变化。他结了婚，有了家庭，慢慢从一个激进的行动者变成了一个人权倡导者。1990年代，台湾政治解严，他终于能回台湾看看，但那时候的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开枪的年轻人了。他把精力放在了推动台湾民主化上，成了一个有点名气的人物。2019年，他在台湾去世，享年81岁，算是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