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对安南地区的政治经略，并未真正打破其旧有的上下层级关系——随着王仙芝、黄巢的起义，尤其以黄巢攻陷岭南作为标志，打破了中央对安南的直接统治基础。黄巢起于山东，与王仙芝合流后，又因王仙芝意图接受招降而分配不均的情况分兵而出，向西行至山南东道后，又转向东南，自镇南南下时被镇南节度使高骈部击破，于乾符六年（879年）转至岭南，攻陷广州。

同年，安南再次军乱，朝中政议南诏诸事时，指出“今安南子城为叛卒所据，节度使攻之未下，自余戍卒，多已自归，邕管客军，又减其半”。黄巢军长期牵制诸道军事势力，致使岭南守备进一步空虚。

中和四年（884年），黄巢最终兵败，但此时中原兵乱日炽，淮南、江南、东都等道均遭寇犯，诸节度下军乱时有发生，中和四年至乾宁四年（897年）的十三年间再未见其他安南都护、节度等记载，昭宗即位后，朝中命安友权领安南节度使一职镇抚安南。

命其“夙夜以励武功，周旋以修军政”，而据制文可知，安友权“学奥六韬，术探三志。得子玉理兵之要，有少卿养士之心”，亦实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军事将领，因此得授节度使。

其时朝中为朱全忠所把控，至昭宗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部下朱友恭、氏叔琮等弑昭宗，这一举动彻底宣告其实际握有中央实权，其兄朱全昱于同年领安南节度使一职，实为朱全忠一派在朝中权力的体现，考朱全忠因朱全昱“戆朴无能”请罢免其官，朱全昱之职应为虚领。

在这一时期，中央选派安南长官的主动性进一步丧失，较之前向诸将领授官以笼络其所代表的，唐末对安南都护府长官的任用转变为割据势力取得安南的实际管辖权，再由中央进行授职。

同时，中央委任静海节度使一职时，又出现因统治不及，而实行遥领虚授的情况，如孙德昭、朱全昱，中央对安南都护府长官的任命仍保留自初唐以来的变相放逐目的，如独孤损在得官后，最终被流放至海南岛。

出身安南的曲承裕即于同年上表领受静海军节度使一职，确立安南地区的独立政权。今越南史学界因其出身，视曲承裕为越南民族独立的先驱，但在唐代安南都护府的历史上，曲承裕之割据，实为历代王朝与唐中后期地方割据势力的又一次重现。

晚唐时期，中央的稳定性持续为宦官势力与朋党争斗所破坏，并出现多次废立皇帝的状况。在反复的统治危机之下，王仙芝、黄巢的起兵也令唐政权滑落至岌岌可危的境地之中。

这一阶段，岭南地区的局势也在西南边患的寇犯压力下变得更为复杂而动荡，并于咸通年间，因安南兵力用于阻击南诏在唐剑南地区的入侵，而招致南诏对安南地区的入侵。南诏对唐西南地区的两度侵犯，既中断了中央对当地的控制能力，也对民生安定造成了破坏。

在平定南诏之乱的过程中，高骈以军功奠定了自身的地位，并在收复安南后，于当地确立了静海军的实际势力，最终坐大成为安南地区重要的割据势力。

由于中央政局动荡、地方军事割据与多次寇犯、起事、兵乱等多方面的打击，中央对安南地区的辐射能力进一步遭到削弱。在中央统治衰弱与部曲强势的双重作用下，当地愈发趋向依附稳定而有力的地方统治，实际上回归了唐代以前即出现的政治传统之中。

有唐一代，中央对于安南的政治定位，始终维持在独立于中原体系的军事区划上。客观而言，安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致使中央无法将统治深入至盘根错节的当地部族势力中，而更倾向于以笼络抚恤为手段，以当地人治当地人。

但自唐初以来，安南部族及军队的反叛始终没有停歇，中央对安南治理的着眼点，也愈发趋向于平定军乱的具体问题。尽管玄宗朝已经认识到以往的军事辖制手段不足以根本解决动荡，意图以地缘上的相互牵制解决边防隐患。

然而安史之乱这一席卷全国的乱象打破了构想，最终，中央不得不进一步倚仗诸藩镇节度以遏制动乱，反过来又催生藩镇的坐大。就主观认识而言，中央亦未重视安南在战略价值以外的定位，而是对其发展成为又一商贸重镇的前景进行遏止，南诏寇犯时，进一步以边防为由，加以分化管理。

在这样的状况下，安南地区越来越受到割据藩镇及诸南蛮部族的影响，缺乏与其他地区交通往来的紧密联系。中原王朝对边陲地区的经略，既是对边境缓冲带的塑造，也是以向外辐射文化价值的重要桥梁。

历经近千年的影响，安南地区在军事力量对比悬殊，长期居于中央名义上的管辖的同时，受到汉人文化屡次的冲击及潜移默化的转变，种种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构成了其归化于中原统治下的基础。自汉末以来，北人南迁进一步深化了当地与中原的联系，最终在隋唐时期，国家归于一统时，安南地区继续附于其统治之下。

与此同时，安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及民族结构，使得其“开化”进程较为缓慢，当地主要部族和民众至唐代仍保留传统的生活习惯和风俗，而南迁的士族首领，依托地理之险，也形成了割据为主的独立态势。

尽管武德年间丘和已率部归唐，但这一自两汉时期即出现的往复叛乱的客观基础，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反而由于岭南距中原甚远，在传统的交通方式下更难以实现及时的政令传达，致使唐中央不得不继续前代的羁縻笼络举措。

为解决由此引发的变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动荡，防止波及西南总体的军事部署，唐中央采取了一定的手段加以应对，反应在具体的政策中，即表现为委派可信赖或仰赖的宗室、世家子弟出任地方要员，强调军事统率能力，以加强对部落变乱的弹压，并辅以优秀的施政及安抚手段，笼络人心，德怀其民。

在层级更为基础的官员任免上，唐朝也尝试以“南选”等手段，加强中央与安南地区间的往来关系。同时，中央采取土流并治的手段，以更为了解本土情况的蛮族豪强首领出任官员，并在耗费民力的动乱后，采取抚恤政策。

以推动政令乃至于对中央政权的认同在更深层次上的实现。但同时出现的经略观点问题依然不容小觑，其最为深层的表现为，尽管中央对安南地区的考量涵盖的政治抚恤、安抚声望、军事能力等内容，但在实际操作上，仍未能在观念上形成真正的深入，而是由朝廷内部的倾轧所影响，甚至于直接由政治斗争决定安南官员的迁转流向。

尽管已历经数代汉人南迁所进行的开发与教化，中原对安南地区长期以来偏远蛮僻的认知仍未有根本改变，因为当时的生产水平仍不足以支撑中原—安南之间形成快速有效的沟通，以及更为先进的经济开发活动，安南地区较为原始的贡物与租调也说明了这一点。

基于此，在吐蕃兴盛、南诏形成威胁以前，中央对安南地区的认识仍停留在政策上以笼络为主，但执行上有大量流配官员的层面上，而在玄宗一朝，理念才真正开始转向对其军事上拱卫作用的认识。

然而这一构想并未真正得到实现，因为唐代中央所传递的政治经略方针，最大的倚仗为唐长期以来对安南地区在军事力量上的优势，与中央命令及时传达至安南都护一级。而在安史之乱后，形成对安南地区军事力量优势的主体。

已经由朝廷变为了各割据势力，或由陈寅恪先生的理论概括，可以称之为对唐王朝走向产生直接影响的力量，开始从源发自中央的内部，转变到中央以外的势力之中。

安南地区的人事任免与军事布防，实际的决定权已逐渐落入节度使部曲之手，致使安南出现薄弱之处，成为南诏等部族向唐西南部突入的缺口。朝廷所掌握的最为关键的册命官员之权能，也逐渐变为有名而无实的追加举措。

伴随中央力量的日渐式微，安南地区长期以来的蛮族联纵，也形成了更为独立而规模庞大的一方力量。

在唐中后期军事割据程度日盛的影响下，蛮族部落对统率权力的追求，也由与外来势力间形成冲突，掀起兵乱并攻陷部分城池的过程，变为据守险阻之地，通过引入南诏等外部势力，取得对州府的实际控制。

随之而来的地方节度，更是为了强化对当地的军事控制，不断加强防备建设，在兵力与城池上都进一步提升筹备水平，最终在政令较难通行、军事不断倾轧的前提下，在本质上形成更为独立的地方实体。

总的来说，安南当地，在有唐一代中后期长期的军事及割据中，发展出了与各割据势力相似的实质，且因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所决定，具备更难向中原王朝进一步沟通的自我认知与地方认同感。这一自我定位，最终导致安南地区在五代十国更加割裂的环境影响下，逐渐向割据的国家性质政权发展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