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6岁的杨澜不顾父母的反对，坚决要和银行上班的丈夫张一兵离婚，转身嫁给了体重200斤，身价100亿的吴征。有记者问她：”你嫁给吴征，是因为钱吗？”杨澜回答：”我爱的不是钱，我嫁给了爱情！” 1986 年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18 岁的杨澜抱着厚重的词典穿过林荫道，迎面撞上了骑着二八大杠的张一兵。“同学，没事吧？” 男生慌忙跳下车，白净的脸上泛着红晕。 这是两人第一次相遇，张一兵是隔壁国际关系学院的学长，笑起来眼角有两道浅浅的纹路。彼时的杨澜还是个扎着马尾辫的青涩少女，会在辩论赛结束后收到张一兵递来的冰镇汽水，会在晚自习时发现桌肚里偷偷放着的烤红薯。 1990 年杨澜毕业进入央视，张一兵已在中国银行站稳脚跟。婚礼那天，张一兵穿着借来的西装，郑重地对杨澜说：“以后我工资卡归你管，每月留五十块烟钱就行。” 婚后的日子像杯温水。张一兵每天清晨会煮好豆浆，晚上准时守在电视机前看妻子主持的节目。但随着《正大综艺》的热播，杨澜的世界开始急剧扩张。她会在凌晨带着一身疲惫回家，兴奋地讲述在国外采访遇到的奇闻异事，而张一兵总是一边给她热牛奶，一边讷讷地说：“别太累了，女孩子家安稳点好。” 1993 年冬天，杨澜在化妆间接到张一兵的电话：“妈病了，我想让你明天陪她去医院。” 电话那头传来咳嗽声，杨澜却有些犹豫 —— 她刚接到去纽约采访的通知。“可是这个采访对我很重要……” 话音未落，张一兵的声音沉了下来：“在你心里，工作就比家人重要？” 1994 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成为婚姻破裂的导火索。杨澜在采访间隙接到张一兵的越洋电话，对方的声音带着酒后的沙哑：“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出名了，就看不上我这个小职员了？” 电话那头传来玻璃杯碎裂的声响，杨澜握着手机站在酒店落地窗前，看着东京的万家灯火，突然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回国后，她在饭桌上平静地提出离婚。张一兵正在给她夹菜的手僵在半空，瓷勺 “当啷” 一声掉在桌上。“小澜，你在说什么胡话？” 他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供房子，等明年生个孩子吗？” “一兵，我们不一样了。” 杨澜低头搅动着碗里的米饭，“我想去美国深造，你却只想守着安稳的日子。” 张一兵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我守着安稳有错吗？你以为外面的世界那么好闯？没有我，你能安心工作？” 争吵像藤蔓一样缠绕着这段婚姻。有次杨澜深夜回家，发现张一兵翻了她的行李箱，护照被藏了起来。“你要去哪？是不是跟哪个富商勾搭上了？” 男人猩红着眼睛质问，曾经温和的脸上写满猜忌。 杨澜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人，突然想起刚认识时，他连碰她的书本都会先擦干净手。 离婚手续办完那天，张一兵站在民政局门口，递给杨澜一个布包：“这是你以前给我织的围巾，还有……你喜欢的那套《读者文摘》。” 这个曾经承诺要守护她一生的男人，最终只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 1995 年的纽约，飘着细雪。杨澜裹紧大衣走进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却在台阶上差点滑倒。一双有力的大手及时扶住了她，“小心路滑。” 男人的普通话带着轻微的口音，转过身来，200 斤的身躯裹在黑色大衣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 这就是吴征。当时他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在纽约从事投资行业。 “你是杨澜？我看过你的节目。” 吴征递来一张名片，烫金的字体印着 “国际集团总裁” 字样。杨澜有些局促地接过，这个在财经界声名鹊起的人物，竟然知道自己的名字。 两人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华人商会的晚宴上。杨澜穿着借来的礼服，在衣香鬓影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吴征端着香槟走过来：“听说你在做关于中美文化差异的课题？我认识几个哈佛的教授或许能帮上忙。” 有次杨澜感冒发烧，躺在留学生公寓里浑身发冷。门铃突然响起，吴征扛着一大袋东西站在门口：“听你同学说你病了，我买了些食材。” 他笨拙地在小厨房里忙碌，熬出的姜汤却异常暖心。“我妈说这个方子治感冒最灵。” 他挠着头笑，额头上渗着汗珠。 1996 年春天，一则 “杨澜傍大款” 的新闻在国内传开。有媒体拍到她与吴征在纽约街头散步的照片，标题刺眼 ——《央视名嘴弃夫傍百亿富豪》。杨澜看着报纸上的自己，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别在意这些。” 吴征把温热的毛巾敷在她脸上，”等你读完书，我们一起回去做个像样的媒体，让他们看看你的实力。” 他当时的资产已达百亿，但在杨澜面前，总是像个细心的大男孩。 最艰难的时候，杨澜接到母亲的电话：“小澜，回来吧，张一兵还在等你……” 没等说完，杨澜就红着眼眶打断：“妈，感情的事不能勉强。吴征他……” 母亲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你爸气得住了院，他说你被钱迷了心窍。” 那天晚上，吴征拉着杨澜的手走到布鲁克林大桥。“你看，” 他指着远处的自由女神像，“很多人只看到她的光环，却不知道她经历过多少次雷击。” 他从口袋里掏出个丝绒盒子，单膝跪地：“杨澜，我知道现在压力很大，但我想和你一起面对。嫁给我，不是因为我的钱，而是因为我们都是想飞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