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后，我国的百万汉奸去哪了？说出来你别不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遍中国大地，然而在沦陷区，却有一群人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数十万曾为日军效力的伪军和汉奸，一夜之间失去了庇护。 据国民政府军政部档案记录，关内伪军总数约78.3万人，加上东北伪满军队12.9万，总计超过90万人，这些人中，有正规编制的伪军38.5万，地方保安团队39.8万，还有大量散布在各地的基层汉奸。 面对如此庞大的群体，国民政府采取了分类处理的策略，对于普通伪军，选择了大规模收编，约60万伪军被改编为“自新军”或保安团，仅华北地区就有数十万人换上了国军制服。 这种做法在当时引发了激烈争议，汪伪南京卫戍司令任援道摇身一变成为“南京先遣军司令”，负责维持当地秩序，吴化文的伪军部队被改编为“新编第五路军”，甚至作为受降部队进驻徐州。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些前一天还在为日军卖命的伪军，转眼间竟敢对八路军叫嚣：“我们是国军先遣军！”然而好景不长，内战爆发后，这些收编的伪军大多被推到前线当炮灰。 对于高层汉奸，国民政府的态度截然不同。1945年底颁布的《惩治汉奸条例》规定，通敌卖国者最高可判死刑，汪伪政权二号人物陈公博成为第一个被执行死刑的大汉奸。 1946年6月3日，陈公博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据当时《中央日报》报道，审判现场聚集了大批民众，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伪华北政务委员长王克敏等人也难逃法网，相继被处决。 但审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因曾与军统暗中联系，被蒋介石特赦为无期徒刑，最终病死狱中，这一决定在当时引发了强烈的民间不满。 相比之下解放区对汉奸的处理更为彻底，1945年10月，晋察冀边区公审了伪张家口市长韩广森，仅用53天就完成了从审判到执行的全过程。这成为解放区第一起汉奸审判案。 1945年到1947年间，华北、华东解放区通过公审大会处决汉奸数万人，并没收其财产分配给群众，山东解放区在一次大规模公审中，数千名汉奸恶霸被当场处决。 基层汉奸的处境更加复杂，由于人数众多，身份混杂，很多人设法逃脱了制裁，有统计显示，至少数万人通过贿赂官员、伪造身份等方式逃过一劫。 一些汉奸选择了远走他乡，香港、东南亚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还有人选择隐姓埋名，混入普通民众中，在上海，曾有汉奸改行做翻译、街道联络员，甚至通过劳动改造重新获得了户口。 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新中国成立后，对漏网汉奸的清查仍在继续，1950年代，沧州汉奸刘佩忱在群众举报下被捕，1951年被公审处决。 伪满官员刘雨田潜藏在东北农村多年，直到建国后才被群众揪出枪决，这些案例说明，即使暂时逃脱，历史的审判终究会到来。 从数据上看，全国各级法院在1945—1947年间审结汉奸案2.5万件，判刑1.49万人，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民族对背叛者的审判。 汉奸问题的处理，也反映出不同政治力量的不同理念，国民政府为了争夺地盘和兵源，选择收编大量伪军，导致许多汉奸未被彻底清算，而解放区发动群众进行“人民审判”，虽然手段激烈，但更符合民众的朴素正义观。 这段历史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在各地抗战纪念馆中，陈列着大量审判档案和罪证照片，无声地诉说着一个道理：背叛民族者，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值得注意的是，汉奸群体的形成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其中相当比例是国民党溃兵、土匪和被迫入伍的壮丁，占比超过六成，这提醒我们，在谴责背叛行为的同时，也要反思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对于民族尊严的坚守永远不会过时，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叛国行为的惩处都是一个民族必须坚守的底线，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交代，更是对未来的警示。   信息来源：《中国战区受降报告》中伪军编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