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名受伤小红军，藏在山洞，谁料，被当地民团堵住。民团头子嘿嘿冷笑，从红军身上搜出3块大洋，装进自己兜里，又举刀向小红军头上砍去。 段苏权，1916年出生在湖南茶陵的穷苦农家，家里土墙草屋，日子过得紧巴巴。他小时候念过私塾和小学，脑子活，识字多，这为他后来的革命路打下了底子。1930年，14岁的他受到革命风潮的影响，加入了共青团，很快转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胆大心细，干劲十足。1932年，他正式参加红军，成了湘赣苏区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跑村串户，宣传革命，组织青年，干得有声有色。凭着出色的能力和斗争经验，第二年他就升为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负责写传单、鼓舞士气，还带队打了几次反“围剿”战，表现突出。 1934年初，段苏权调到红六军团政治部当宣传部长，随军西征，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跟着部队在湘黔边境打游击。同年10月，红二、六军团在贵州东部建起黔东革命根据地，为了掩护中央红军长征，成立了黔东独立师。18岁的段苏权被任命为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治委员，和师长王光泽一起，带着队伍在梵净山一带跟敌人周旋。他们多次击退敌军进攻，牵制了上万敌兵，给主力部队东征争取了时间。可敌人兵力太强，独立师弹药短缺，处境越来越艰难。段苏权总是冲在前面，指挥部队突围，直到在秀山县梅江镇中了枪。 1934年11月25日，黔东独立师在四川秀山县梅江镇遭到敌军埋伏，枪林弹雨中，段苏权右脚踝被子弹打穿，骨头碎裂，血流了一地。他咬牙撑着指挥战斗，可剧痛让他几乎昏过去。四名战士轮流抬着他撤退，但敌人追得太紧，队伍跑不快。师长王光泽没办法，只好决定把段苏权安置在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的一户农家，让他先养伤，队伍继续追赶大部队。 这户人家是李木富的，他是个老实巴交的裁缝，家里就一间土屋，靠给人缝衣服养活一家老小。红军在当地是块烫手山芋，谁敢收留就得担上掉脑袋的风险。可李木富见段苏权伤得重，动了恻隐之心，硬着头皮答应帮忙。为了躲避民团搜查，李木富和村民苏仕华、杨桂花连夜把段苏权背到村后山上的一个隐蔽山洞。洞口有灌木遮挡，里面阴冷潮湿，地上铺了点干草。段苏权躺在草上，伤口疼得钻心，只能靠李木富每天送来的红薯粥吊着命。那粥稀得能照出人影，草药也只是几片野菜，聊胜于无。 几天后，民团得了消息，逼着村民交人。李木富扛不住压力，带着民团到了山洞。民团头子是个贪财又狠毒的地痞，带着十几个手下堵住洞口。他挤进洞里，借着微光上下打量段苏权，嘴角扯出冷笑。他粗暴翻开段苏权的破棉袄，摸出三块大洋，掂了掂，塞进自己腰间的布袋，眼中满是贪婪的光。他抽出腰间的砍刀，刀锋闪着寒光，缓缓举起，瞄准段苏权的脑袋。 就在刀要落下的瞬间，李木富跌跌撞撞冲进洞，扑到民团头子脚下，死死抱住他的腿，声音发抖地求饶，说段苏权伤成这样，已经没威胁了，杀他没啥用。民团头子低头瞪着李木富，眼中凶光不减。李木富平时给民团缝衣服，多少有点用处。民团头子想了想，觉得杀个半死的人也没啥油水可榨，骂了句脏话，收起刀，带着手下走了。段苏权捡回一条命，喘着粗气，望向李木富，眼神里满是感激。 山洞的事过去后，段苏权在李木富的照顾下勉强撑着。李木富每天送一碗红薯粥，可半个月后，他家连这点粮食都没了。段苏权饿得皮包骨头，伤口虽稍微好点，但右脚还是没法落地。他知道再待下去会拖累李木富一家，决定爬出山洞。他拖着身子，爬到李木富家门口，体力不支昏了过去。李木富一家把他抬进屋，土炕上铺着破席，屋里空荡荡，桌上只有个空碗。段苏权明白，这家人已经尽力了。 为了不连累恩人，段苏权决定离开。李木富找来木匠苏仕华，按段苏权画的“F”形图，削了两根木拐杖。段苏权拄着拐杖，腰上挂个土碗，身上裹着破布，扮成乞丐，告别了李木富一家。他一瘸一拐走上山路，李木富夫妇站在村口，望着他瘦弱的背影消失在雾里。路上，段苏权靠乞讨过日子，风吹日晒，脚伤反反复复。好不容易回到湖南茶陵，当地乡公所没认出他是红军，安排他干杂活，扫地挑水。他听从父亲安排，娶了谭杏英，还进了私塾读书，掩盖身份。 1937年9月，段苏权从乡邻谭毛苌那听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驻扎在陕北。他借了套军服和准假证，躲过盘查，辗转从醴陵到长沙，再到山西太原的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领导任弼时，回到革命队伍。之后，他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立下不少功劳，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惦记李木富的恩情，1980年代回到秀山县，找到年迈的李木富和苏仕华。他多次寄钱，一次就寄了1000块，帮恩人改善生活，还掏钱给村里修了座石桥，横跨溪流，方便村民出行。乡亲们叫它“红军桥”。 1984年，秀山县委给李木富颁了“红军的亲人”匾额，表彰他的义举。1993年，段苏权因脑溢血去世，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