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湖南平江解放后，有一个乞丐模样的妇人，径直走进了县委大院，当门口的守卫拦住她的时候，女乞丐坚定直言自己有重要东西，必须亲自交给县委书记。 看她神情不像说假话，站岗的同志就赶紧进去通报了。 没过多久，县委书记齐寿良快步走了出来。这妇女二话不说，把手伸进身上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袄里，使劲一扯，撕开了衣服的夹层。 太阳底下，眼前金光一片，那光刺得人几乎睁不开眼。里面整整齐齐的，全是金条！在场的人都呆住了，连见过世面的齐书记一时也惊得说不出话来。 原来这位妇女叫朱引梅，她死去的丈夫涂正坤，可是个老革命。涂正坤从小命苦，爹娘早早就没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年轻的涂正坤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把命拴在了革命这架马车上。 涂正坤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来回奔走，想法子要国共两党合作起来打鬼子。他心里明白透了，那种“先安内再攘外”的说法纯粹是瞎扯，不团结起来，日本人来了谁都别想好。 他跟国民党的人谈过好几次，就想停战，一致对外。哪里想到，国民党那些人表面上答应得挺好，背地里净捣鬼，还想套红军内部人员的名单。 涂正坤心里跟明镜似的，这种要求不能答应，里头指不定憋着啥坏水。 果然，祸事来了。一九三九年夏天，国民党那帮人搞出了个“平江惨案”。他们假模假式说要请涂正坤去商量事儿，结果半道上就下了黑手，开了冷枪。 涂正坤倒在了血泊里，咽气前一刻，还想着给同志们报警信儿，让他们快撤。 朱引梅在家，怀里奶着吃奶的孩子，听见外面喊打喊杀，知道天塌了。她男人没了。她顾不上哭天抢地，翻箱倒柜收拾值钱东西想逃命。 在柜子底下，她摸到一个硬邦邦的布包，打开一看，是排得整整齐齐的金条。这可不是自家的钱！ 朱引梅心里雪亮，丈夫活着的时候管着党的活动经费，这准是组织上托付的钱款，还没来及上交，人就没了。 她牙一咬，立刻用针线，一针一针密密地把金条缝进自己那件破棉袄的夹层里。然后抱起哇哇哭的孩子，一头扎进了附近的山沟沟。 这一跑，就是整十年。头上青丝熬成了白发。母子俩白天缩在山洞里，挖点野菜，摘点野果子填肚子。晚上趁着黑天瞎火，深一脚浅一脚地赶路，想找个安全的落脚点。 孩子饿得前胸贴后背，哭声都嘶哑了，朱引梅硬是没动过缝在棉袄里那些金条的念头。 最悬乎的一次，差点让国民党进山搜捕的兵痞给撞见，娘俩心都快跳了出来，她们藏在树窠子里，大气不敢出。 后来有人采访朱引梅问她这十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有些细节她自己都记不那么清了。只记得在浏阳，有个好心的大娘塞给她半块红薯。 还有一回，在湖北通城的深山里头，她发高烧，烧得迷迷糊糊，身边连口热水也没有，只能灌点凉冰冰的山泉水硬撑着，幸好命大，挺了过来。 身上的衣裳破得不像样子，补丁一层又一层。脚上的草鞋，磨烂了总有十几双吧。 十年里，朱引梅背着黄金三次偷偷回到平江老家涂家想打探情况，结果三次都差点被敌人抓住。尤其是第三次，不幸落入了国民党手里。 那些人为了逼她交代党的秘密，对她用尽了各种狠毒的刑罚。但朱引梅骨头硬，牙关咬得死紧，愣是没透漏半点风声。 就在要把她押赴刑场枪毙的当口，嘉义的老乡们急了，拿着扁担、石头、柴刀、锄头，像潮水一样冲过来跟反动派拼了，硬生生把朱引梅给抢了回来。 这惊心动魄的经历更让她觉得，山外太危险了。她心里就紧紧拽着两件重要的事：护好怀里这根独苗——她和正坤的儿子，守住身上丈夫用命守护的党的黄金。这份责任，比天还大。 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平江城终于迎来了解放军的红旗。朱引梅躲在远处，摸着城墙上新刷的“共产党万岁”的大标语，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止不住。 她把那缝了十年的包裹交给齐寿良书记时，整个人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那不是害怕，是压在心里十年的千斤重担，终于卸下了。 她把那些发烫的金条郑重地递过去说：“齐书记，这是十六两金子。涂正坤牺牲那会儿，特委留下的活动经费是十二两，我藏着它，讨米要饭十年，一分没敢动。今天原数上交党组织。另外四两，是我当童养媳时攒下的嫁妆钱。这十年东躲西藏，组织关系也断了，党费一直没交，今天一块儿补上吧。” 按着当时的米价算，这十二两党费，能买下两百多担白花花的粮食，足够一个连队的战士对付大半年的嚼谷。 十年啊！朱引梅母子要是起了歪心，哪怕从金条上掰下一个小角，换成钱粮，那日子也比风餐露宿强百倍。 可她压根就没想过这茬儿。她认准一个死理儿：这是党托付的钱！跟公家有关！少了一丝一毫，都是对丈夫的背叛，对组织的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