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的一天，皇帝闲来无事，和刘墉闲聊。话题一拐弯，问起属相。乾隆说自己属马，正值壮年三十有四，满面得意地问刘墉属什么。刘墉看着皇帝，脸色淡定，说自己也三十四岁，但属驴。这回答一出，满朝文武愣住。乾隆也皱了眉，心里犯嘀咕：同岁怎会属驴？ 一番思量后，乾隆突然放声大笑。这个“驴”背后藏着的不只是幽默，还有刘墉一贯的机智和深算。、 在乾隆朝，刘墉以直言敢谏、处事灵活闻名，能在百官中脱颖而出，不靠门第、不靠裙带，全凭一张嘴和一身胆。他能说会算，也能察言观色。不迎合不拍马，却总能说到点子上。这件“属驴”的故事看似笑话，其实是他无数次在刀锋上游走的缩影。 话说那时乾隆三十四岁，正值政绩鼎盛，朝中文武多数是六旬老臣。刘墉这年也是三十四，年纪轻轻已在内阁挂名，自然是皇帝重点关注的“新秀”。乾隆对他印象不错，经常在御前与他闲谈试探。这次对属相的提问，其实是个小测试。 当皇帝说自己属马，显然是想彰显身份与气势——马，乃帝王之象，奔腾高远，自不凡俗。若刘墉跟着说属马，那就是自比帝王；若说属别的，又怕显得自轻。结果他来一句“属驴”，不仅自谦，还保全了乾隆的体面。用驴作比，不但巧妙避开了马的锋芒，还反向拔高了皇帝的尊位。就像说，你是驰骋天下的骏马，我是拉磨运货的驴子，只配在您背后出力。这话一出口，皇帝当然乐了。 更关键的是，刘墉没有用“猪”“狗”之类的词，而是选了“驴”——虽不入十二生肖，却有中国人熟悉的象征意义。驴耐力强、肯干活、不吭声，最能代表基层苦力形象。刘墉把自己放到最底层，却不显卑微，反倒显得实在。乾隆听懂了其中分寸，才笑得那么痛快。更送了一把御扇作为嘉奖。 乾隆和刘墉之间这种相处模式并不罕见。皇帝喜好微服私访、诗词唱和，有时也爱拿臣子开点小玩笑，测忠诚、测智慧。别的大臣往往小心翼翼，不敢多言。刘墉却能接话、敢说、会说，这种本事可不是一天练成的。 他的家世其实并不显赫，虽然父亲刘统勋是名臣，但刘墉少年时也吃过不少苦，读书不算拔尖，起步也慢。真让他翻身的，是一次在朝堂上的直言。别的大臣避之不谈的户部账目，他敢翻旧账，直言不讳。乾隆表面不悦，事后却提拔他进入翰林。那次后，刘墉就知道，在这座金銮殿里，真话不能硬说，要会说。 乾隆也喜欢他这样的臣子——不唯唯诺诺，也不狂妄自大。属驴一事其实只是个小片段，却精准展示了刘墉的处世哲学：不争不抢，巧言避锋，甘居下位却心中有数。他用驴自比，不仅化解了皇帝的质疑，还顺势表达忠诚，一招化敌为友。 这种幽默智慧并非仅用于朝堂。刘墉为官多年，历任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封疆大吏，地方官吏对他敬畏有加。他办案公正、对贪官毫不手软，却从不居功自傲。他治理山东时，巧用水利修堤疏渠，让黄河不再年年泛滥。百姓送匾时，他不肯收。别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我是属驴的，做的是拉磨的事，吃的是粗粮，哪配受这些夸奖？” 这句“属驴”不是调侃，而是他做官的自我定位。他不把自己当权贵，更不在意虚名。哪怕升任体制中最高阶，他始终以“跑腿驴”的标准要求自己。许多地方百姓至今仍流传“黑脸包公白面刘”的对比，拿他和包拯并提，足见其在民间威望。 乾隆后期，刘墉仍是朝中要员。他曾几度被贬又复起，依旧能宠辱不惊。他的“属驴”并未成为贬义，反倒被皇帝用作典范，多次在朝会上举例称赞“刘驴子做事踏实”。 到了嘉庆继位，刘墉已年过六旬，仍在为国事操劳。人们提起他的最初，总会提到那句属驴的回答。皇帝爱才，更爱能自谦而不卑的才。这一答，既展现了忠诚，也显出了分寸，更表现了为官者应有的智慧与识时务。 今天看来，“属驴”也许只是段笑谈，但在乾隆那个时代，却是权谋场上的一门手艺。能当着皇帝的面说自己属驴，能让皇帝笑着听完，还能领赏回家，那不是勇气，是策略，是看透人心之后的从容。 在那个讲究秩序、讲究等级的时代，刘墉用一头驴的身份，守住了自己的风骨。别人笑他“驴性太足”，他却用行动证明，干得稳、说得准、立得住，才是真正能走得远的驴。这样的“属驴”，不丢人，反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