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学大师钱穆提醒蒋介石，南京不再适合作为民国的首都，应当定都西安，北平最多是陪都。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国，举国欢腾，国民政府开始筹划还都南京，准备恢复战前首都的运作。   中央政府机构纷纷从重庆启程，南京城门再度开启，昔日的政治中心焕发出久违的喧闹，蒋介石公开表示，南京作为中华民国法统的象征，应当继续担任首都，完成战后国家重建的重任。   这一决定在当时获得不少支持，江南士绅重整家园，政界人士也普遍认为是回归秩序的体现。   就在各方期待还都之际，钱穆公开表示反对，他早在抗战中期便已提出自己的看法，明确指出战后首都不宜继续设在南京，他认为南京地理位置靠东，面向沿海，一旦东南战线失守，政权难以为继。   南京交通虽然便利，但正因为接近海口，缺乏战略纵深，一旦战争再起，极易成为攻击目标，抗战期间，南京惨遭日军轰炸与屠杀，这种地理上的短板暴露无遗。   钱穆指出，国家首都应设于能够稳固大局、统摄四方的地带，而非局限于沿海，他主张迁都西安，并提出北平作为陪都的建议，他的依据不仅仅是地理，更有历史与文化因素。   西安位于关中平原，秦岭以南，黄土高原以北，是中国传统的中原腹地，从秦汉到隋唐，多个大一统王朝都曾在此建都。   西安所在的位置有天然的防御屏障，西控陇右，北达河套，东连中原，它不仅有利于防守，也便于调度全国资源，连接西北和中东部地区，是国家命脉的重要节点。   钱穆曾多次撰文说明自己为何坚持定都西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大多扎根于西部或北部。   这不是巧合，而是地势决定了治国的格局，南京虽有六朝古都之名，却多为割据政权所用，朝代更替频繁，国运短暂，钱穆强调，建国之初不应只追求象征意义，而应以长远稳定为先。   他还指出，西安作为西北门户，有利于提升边疆民族的认同感，抗战结束后，中国面对的不仅是战后重建，还有内部整合问题。   西北地区多民族共居，文化差异显著，如果长期疏于治理，将成为国家内部的不稳定因素，设都西安可以促进中央对西北的关注，推动交通、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提升区域凝聚力，强化国家统一。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迅速拍板，决定仍以南京为国都，钱穆的建议未被采纳，中央机关陆续迁回南京，总统府重启，官员齐聚。   蒋介石亲临视察，在中山陵前讲话，场面隆重，政府高层将这次还都视作国家重整的象征，希望以此恢复民心与政权权威。   但好景不长，国共内战爆发后，战火迅速蔓延，南京前线吃紧，频繁遭受轰炸，政府机关几度临时迁移，部委往返于武汉、广州与西安之间，首都变得飘忽不定。   1948年，战局全面失利，南京再度陷入危机，1949年，南京失守，蒋介石被迫转移至广州、重庆，最终退往台湾，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政权就此终结。   此时，钱穆的观点再被提起，早在数年前，他便预见到南京作为首都的风险，不是对城市的否定，而是对格局的考量。   他认为国家的发展应立足内陆，凝聚向心力，而非依附于东南繁华，他从未反对文化建设，但坚持认为首都的地理位置必须能支撑国家政权的稳固。   北京后来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虽然钱穆并不主张以北京为正都，但对北京具备的文化基础与行政便利条件，他并无否定态度。   他的建议核心在于，首都应当能承担全国治理的责任，能平衡地理重心，能唤起民族精神，能面对挑战不惧动荡。   钱穆提出定都西安的主张，源于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与对现实的清醒判断，他看重的是国家的根基与民众的安稳，他所指出的问题，虽然在当时被忽视，但从后来的政局发展来看，并非无的放矢。   他没有盲目迎合当下的气氛，也没有出于私利，而是从民族整体命运出发，做出自己的判断。   虽然他的话未能改变历史走向，但却给后人留下了一种深思：一个国家的首都，不只是政治象征，更是战略选择，在风云变幻中，唯有立足深远，才能保住大局。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钱穆: 中国前途是定都西安, 北京最多做陪都 | 文化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