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刚被特赦的国民党名将廖耀湘，被邀请前往中南海，周总理亲切地与他握手，说有个特殊任务要交给他！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61年冬天，北京的风很冷，天空压得低，灰蒙蒙的，廖耀湘走出功德林的时候，整个人像是从一口沉闷的井里被拉了出来。   他的步伐缓慢，神情凝重，手里还握着那张印着“特赦”字样的红头文件，对于这份自由，他并没有表露太多激动，十多年关押改造生活已经把他打磨得沉稳许多。   他在功德林的改造时间不算短，从1950年被正式关押起，到1961年被列入第三批特赦名单，这期间的十一年里，他参加劳动、读书学习、记录反思，也经历过精神上的挣扎和思想的反复。   他曾是一个兵团司令，一个机械化王牌军的头号将领，指挥过十万大军，如今却在菜地里除草，在果园里剪枝。   最初他并不愿意接近别人，也很少发言，但时间久了，他开始主动承担一些公共事务，带人学习政治理论，参与劳作，从起初的排斥变成后来的接受。   他被特赦后没有立刻回湖南老家，也没有南下赴亲，而是暂时留在北京接受组织安排，没过多久，黄埔同学会送来了活动邀请。   那场聚会是在一个不起眼的院子里举办的，场地布置得很简单，但人来得不少，大都是当年黄埔同窗或曾经的旧部，气氛并不拘谨，很多人多年未见，彼此寒暄握手，言语里透着一种说不出口的复杂情绪。   周总理也来了，神情亲切，态度平和，他对每一位获释的战犯将领都很了解，言谈间不提过往是非，只谈当下任务，那天在现场，很多人围着他讲过去战事、讲黄埔校史，气氛逐渐热络起来。   轮到廖耀湘，他安静地站在角落，手里拿着一张简易请柬，有人引荐他过去，总理见到他，露出笑容，说起了希望他参与新任务的安排。   任务内容是参与整理历史资料，特别是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记录和战术经验。   这个安排没有强制性质，但分量极重，这不是普通的文职调动，而是新中国历史建设中的一项信任选择。   过去十年，很多人对这批战犯的态度是谨慎甚至排斥，尤其像廖耀湘这样在解放战争中有重大对抗经历的高级军官，更是难得有重用的机会。   他回到暂住地后，没有立即答复，但开始翻阅自己从功德林带出的笔记和老旧资料，那些本子纸张泛黄，边角卷起，大多是他在被关押时靠记忆默写的作战要点、兵力部署图和指挥心得。   他看得很认真，一页页摊在案头，有的还配上手绘简图，他开始重新整理，把那些本属于战争一线的细节，转换成教学内容，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复杂的战术背景，写累了，他会去散步，不时在小本子上记下突如其来的想法。   很快他被安排进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最初的工作并不轻松，他要面对过去曾经厌恶甚至敌视的制度，如今却要坐下来为这套制度提供内容。   他心里也有过挣扎，但想到国家正在重建，需要有真实的历史资料做支撑，便打消了顾虑。   他的工作态度很严谨，每一篇资料都尽可能不掺杂个人情绪，努力还原事件的本貌，他不回避失败，也不夸大战果，对昆仑关、新一军在缅北作战、黑山突围失败等关键战役都做了细致梳理。   他坚持用手写，稿纸叠得厚厚一摞，字迹工整，有时一个术语会反复修改，为了验证战术描述的准确性，他还主动去军事学院听课，和一些教员交流意见。   他也逐渐被邀请到课堂上做客座讲解，讲课时他不爱念稿，总是让学生画图、演示，他说得不多，但每句话都精准。   讲到密林作战、夜袭部署，脸上神情格外专注，他不讲豪言壮语，也从不掩饰战场上的狼狈与牺牲，他强调应变能力，认为真正的战术不在书本上，而在实地经验中形成。   几年之后，他逐步熟悉政协的工作机制，开始参与一些两岸事务的文史整理，由于他与很多台湾军政界旧友保持通信关系，这些联系在某些特殊场合成为对话的渠道，他本人并未对此做过多宣扬，也没有刻意拉拢关系，只是默默地完成任务。   1964年，他被正式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份职务在当时代表着认可，他依然维持低调，不参加不必要的公开活动，更多时间用在写作与修订稿件上。   他后来还参与起草了数篇关于抗战史料的建议案，并提出要设立专项档案馆，以保存这段双方共同抗敌的历史。   1968年冬天，他突发心脏病，在家中倒下，桌上还有一封未写完的信，落款处写着“敬爱的周总理”，他走得很突然，身边人都没反应过来。   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参加者中既有政协成员，也有曾与他共事的黄埔同窗，中央给出的评价很简单，称其为“合格的共和国公民”。   一生跌宕，归于沉静，他没留下多少感慨，也不再强调过往功绩，他用后半生换来一次历史位置的回归，在沉默中完成了自己与这个国家之间最深的和解。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息来源：新浪新闻——解密：国民党廖耀湘新六军见证日军两次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