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 年，72 岁的茅以升妻子刚去世，他就和 6 个孩子商量，想要续弦。孩子们不反对，但他说出女人名字时，大家脸色都变了。长子说：“那个女人进门，我们就断绝关系！” 但茅以升坚持把女人接进了家门，而且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红木茶几上的遗像还覆着黑纱，戴传蕙的眼睛在玻璃下微微反光。 茅以升盯着妻子的脸，想起去年她在病床上把权桂云的照片推过来：“这姑娘手巧，你以后……” 话没说完就咳起来，痰盂里漂着血丝。六个孩子围在客厅，老三突然把茶杯磕在桌上：“爸，我们不是反对续弦，是反对权桂云！” 权桂云搬进茅家那天，正赶上北京初雪。她提着包袱站在玄关，看见走廊尽头的玻璃柜里，摆着茅以升设计的钱塘江大桥模型，每个铆钉都擦得发亮。 “把东西放客房吧。” 茅以升的声音从书房传来，他正对着南京长江大桥的图纸改数据，笔尖在 “桥墩抗风系数” 上画了波浪线 —— 这是他妻子去世后接的第一个工程咨询项目。 厨房里，权桂云解开蓝布围裙，发现口袋里还留着 1957 年的门诊单，“权桂云” 三个字被划掉又补上，旁边是茅以升的笔迹：“孕妇需静养”。 那年她刚怀上女儿，茅以升正在桥工地上，发来的电报里，除了工程数据，还夹着一句 “想吃酸杏就买”。 此刻她切着萝卜，想起戴传蕙教她的做法：“老茅胃不好，得炖得烂些。” 客厅的博古架上，戴传蕙的发簪插在青瓷瓶里，旁边是权桂云织到一半的毛衣。 茅以升半夜起来喝水，总看见权桂云在灯下拆毛线，拆了又织，针脚时密时疏。 “孩子们小时候，他妈总给他们织麻花针。” 他忍不住说，权桂云的手顿了顿，把织错的那圈拆掉：“我学着试试。” 1970 年女儿茅玉惠上学那天，权桂云给她缝书包，发现夹层里有张字条，是长子茅于越小时候写的：“爸爸修桥，妈妈等他回家。” 她想起自己第一次去茅家，戴传蕙正在给孩子们讲 “桥是岸的延伸”，而茅以升站在挂图前，用教鞭指着钱塘江的潮汐线。 如今她送女儿出门，看见胡同口的槐树下，有个身影很像茅于越，却在对视时猛地转身。 1972 年，茅以升被邀参加桥梁学术会议，权桂云替他收拾行李，在西装口袋里发现张揉皱的信纸，上面是茅于越的字迹： “您设计的桥能抗十二级台风，却抗不了家里的风。” 她想起上个月，女儿拿着满分试卷回家，茅以升想给长子打电话，拨号到一半又挂了，对着电话机坐了整夜。 深秋的傍晚，权桂云陪茅以升在公园散步，他突然在长椅上坐下，指着远处的立交桥：“于越小时候，总问桥为什么不会倒。” 风吹起他的白发，权桂云想替他拢一拢，却看见他袖口磨出的毛边 —— 那是戴传蕙去世前缝的补丁。 “其实那年在西总布胡同，” 茅以升忽然开口，“我看见你给流浪猫搭窝，就想起自己修桥的初衷。” 1981 年，茅以升八十八岁寿宴，权桂云做了十二道菜，摆了十二副碗筷。 女儿茅玉惠把长寿面端上桌时，门铃响了。 门外站着鬓角斑白的茅于越，手里提着盒杭州特产的藕粉。 权桂云转身去拿碗筷，听见茅以升的声音发颤：“桥修了一辈子，引桥还没修好。” 如今东交民巷的四合院成了纪念馆，玻璃展柜里并排放着两样东西：戴传蕙绣的桥纹桌布，和权桂云补了又补的工程日志。 日志最后一页，茅以升用红笔在 “权桂云” 三个字下画了横线，旁边写着：“她是我人生的临时引桥，却让我靠了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