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埃及空军嫌弃中国歼-6落后，不愿给钱，僵持不下之际，团长刘国民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说起刘国民，可能很多人压根没听过这名字。他1934年出生，具体哪疙瘩人已经查不下了，但这不妨碍他后来在中国航空圈混出名堂。年轻时，他一头扎进航空技术这行，靠着死磕和真本事，慢慢爬到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简称CATIC）的副总经理位置。到了1979年，他已经是个能扛大事的人了。 那年，他被点将，带着一个七人小队去埃及谈生意。这可不是啥小买卖——新中国头一回往外卖军火，目标是把50架歼-6战斗机塞给埃及空军。出发前，国家穷得叮当响，外汇少得可怜，整个代表团就分到5美元出国经费。搁现在看，这点钱连顿饭都吃不上，可刘国民没抱怨，收拾好资料就上了路。 到了埃及，他带着团队整整忙活三个月。白天开会，晚上研究对方的需求，连轴转都不带歇的。埃及空军老挑刺，说歼-6落后，他就不厌其烦地解释这飞机的优点，比如便宜、好修、适合新手练手。可对方就是不买账，谈判一度卡得死死的。刘国民没慌，他琢磨透了局势，硬是找到一条破局的路——找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帮忙。这招够大胆，也够管用，最后硬生生把这单谈成了，总值1.67亿美元。 之后，刘国民没闲着，继续在CATIC干大事，参与了不少国际合作，一路干到总经理，最后还成了名誉董事长。2013年，他因病在北京去世，79岁。他这辈子没啥花里胡哨的光环，但实打实为中国航空工业铺了条路。 1979年2月，中国代表团刚到开罗，谈判就碰了钉子。埃及空军的人坐那翻歼-6的资料，越看越皱眉，直言这玩意儿比以色列的F-4差远了，性能落伍得没法用。他们撂下话：要么白送，要么免谈。中国这边当然不干，毕竟这不是送温暖，是要赚外汇救急的买卖。可埃及就是不松口，谈判拖了一个多月都没动静。 刘国民急归急，但脑子没乱。他每天带着团队研究埃及空军的家底，想找个切入点。有一次，埃及提出让他们修一架AN-24运输机，他立马觉得这是个机会，赶紧派技术员过去。可对方又卡了个理由，说没AN-20的维修证不行，直接把人打发回来。这事儿让团队有点泄气，可刘国民不信邪。他琢磨着，光跟空军这帮人磨嘴皮子没用，得找个能拍板的大人物。 于是，他联系了中国驻埃及大使姚广，提出个大胆想法：直接找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出面。他把歼-6的卖点整理成一份简短报告，突出这飞机便宜、实用，能快速填补埃及空军的空缺。姚大使靠着人脉安排了会面，刘国民当面把报告递给穆巴拉克。穆巴拉克看完没废话，立马给空军打了个电话，语气挺冲，说中国朋友大老远来了，不能这么拖着。有了他点头，空军那边立马软了。 1979年5月2日到3日，双方在开罗签了合同，敲定出口44架歼-6、6架歼教-6，外加一堆设备，总共1.6亿人民币。这单子成了，刘国民总算松了口气。这招找高层的办法，不光解了燃眉之急，还给中国军售开了个好头。 合同签完没多久，中国这边加紧生产，几个月就把44架歼-6和6架歼教-6送到了埃及。埃及空军试飞了一圈，发现这飞机虽然老，但靠得住，修起来也省事儿，挺满意。同年7月，他们付了2769万美元的预付款，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占了中国1979年外汇储备的14%还多，对国家经济真是雪中送炭。 这单买卖的成功，让中国军售的路子越走越宽。1980年4月5日，中埃又在北京签了个大单，60架歼-7战斗机加上备件、发动机，总值超2亿美元。这回签字，刘国民还是CATIC的代表，稳稳当当把事儿办妥。埃及那边对中国的效率挺认可，两国军事合作也更紧密了。这两次交易，给中国军售攒了不少经验，后来还卖过别的国家，名声渐渐打响。 刘国民靠着1979年的表现，在CATIC地位更稳了。他接着干了不少国际项目，一步步升到总经理，最后当上名誉董事长。他办公室里放着个歼-6模型，估计是想留个念想。他常跟年轻人讲，当年谈生意靠的可不是运气，是耐心和脑子。2013年5月21日，他在北京病逝，79岁。他走得低调，但留下的东西不轻——中国军贸能有今天，他是真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