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97年春，86岁的杨绛对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女儿说：“安心睡觉，我和你爸爸都祝福你睡好。”没过多久，钱瑗就停止了呼吸。第二年隆冬，钱钟书也离开人世。原本温馨的一家三口，只剩杨绛一人尔。 （参考资料：2011-01-31 钱江晚报——杨绛“走在人生边上”与钱钟书一见钟情成佳缘） 提起《我们仨》，这三个字与其说是一本书名，不如说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一个在无数人心中近乎完美的家庭组合：钱钟书的才、杨绛的韧，还有女儿钱瑗的暖。 这个故事的起点，其实是“我们俩”，1932年的清华园，杨绛与钱钟书相遇，钱钟书后来在诗里回忆初见，说她“蔷薇新瓣浸醍醐”，那份惊艳藏不住，而他们的初次对话更是直接得可爱，钱钟书开口便是：“我没有订婚。” 杨绛也坦率回应：“我也没有男朋友。”缘分就这么定了下来，没有半点拖泥带水，钱钟书后来一句评价，更是道尽了杨绛在他生命中的分量：“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1935年，两人结婚，远赴牛津、巴黎求学，也正是在那段异国时光里，女儿钱瑗出生，“我们仨”的结构正式完整，可是好景不长，战争烽火烧到了家门口，一家人选择回国共赴国难，在颠沛流离中坚守着学术与生活。 几十年风雨走过，本以为能迎来安稳的晚年，谁知命运最残酷的考验才刚刚开始，1995年，一向健康的钱瑗开始咳嗽，进而腰痛到无法站立。 当钱瑗被送进医院时，还笑着对母亲杨绛挥手，说“妈妈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她不知道，这一别，再也没能回到那个家。 病床上的日子格外漫长，1996年10月，钱瑗想起了母亲提过的写作计划，便提议两人合写一本《我们仨》，她来开头，那时她写字已经极为艰难，却把这当成一种慰藉。 而另一头，钱钟书也已病重住院，杨绛奔波在两个医院之间，承受着双重煎熬，据说，就在钱瑗病危期间，昏迷中的钱钟书有天忽然对着杨绛背后，大声喊了七八声女儿的小名“阿圆”，又对杨绛说：“叫小王送阿圆转去。” 当杨绛问钱钟书去哪里，他答：“叫她回自己的家里去。”这番对话，像一句无法解释的谶语。 1997年3月4日，钱瑗在睡梦中离世，告别会上，她的学生同事们痛哭失声，而钱钟书和杨绛两位老人，因悲伤过度，没能到场，女儿的骨灰，最终被师生们带回了校园，埋在了她日日经过的文史楼旁，一棵雪松之下。 百日后，杨绛来到那栋楼边，远远地望了望那棵树，后来她写道：“从此老母断肠处，明月下，常青树。”但她又清醒地补充：“我肯定，圆圆不在树下，看了树，只叫我痛失圆圆。” 一年后，钱钟书也追随女儿而去，“我们仨”，只剩下了杨绛一人，面对这人生的“失散”，她没有沉溺于悲痛，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学术手稿。 做完这些，在92岁那年，杨绛终于坐下来，续写了女儿没写完的《我们仨》，在书里，她坦陈：“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 杨绛冷静地剖析自己的处境：“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这声“寻觅归途”并非虚言，2007年，她又出版了《走到人生边上》，开始与自己进行一场关于生与死、灵与肉的对话，这本书与名利无关，更像是她为自己迎接生命终点所做的最后准备，她想想明白，人生这一趟，到底意味着什么。 杨绛一家，用他们的一生诠释了何为深情，也示范了何为风骨，他们的故事被永远定格在了《我们仨》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