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新四军侦察员与日本商人做生意，对方怀疑他是军人，侦察员见状，竟理直气壮地说：“告诉你实话吧，我就是新四军！”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最难熬的相持阶段。 侵华日军在华中地区推行 “清乡运动”。一方面，他们调集大批部队，对新四军苏北根据地进行残酷 “扫荡”；另一方面，实施严苛的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抗日军民。 当时，根据地的处境十分艰难。纺织厂因缺乏原料停工。战士们穿着满是补丁的单衣站岗，受伤的同志连绷带都要反复使用三天，卫生状况极差。 在这样的绝境下，一场惊险的物资交易计划，准备进行。 深秋，新安镇，一个身着藏青绸缎长衫、头戴礼帽、夹着牛皮公文包的男人，朝着丰田洋行走去。 他叫凌少农，是新四军侦察员。表面上走路若无其事，可心里紧张极了。这次进城，他要为部队弄到救命的布匹。 到了吉田经理办公室门口，凌少农停下。深吸一口气，缓解了紧张情绪，再抬手敲门。 吉田听到敲门声，立即喊道：“王老板请进。” 推开门，凌少农先看到墙上的 “武运长久” 条幅，再看向办公桌后的吉田。这个穿和服的日本商人，正拿着放大镜研究粮价清单。 吉田镜片后的眼睛突然亮了：“听说王老板有大生意谈？” 凌少农装出商人的架势，说道：“六万斤小麦，换你仓库里的布。” 吉田猛地抬头，两眼瞪得很大，疑惑问道：“你不像做生意的。” 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凌少农的手悄悄摸向腰间的改装驳壳枪。他知道，说错话就会暴露。但更忘不掉战士们在寒风中颤抖的样子。 凌少农撩起长衫下摆，露出军装袖口：“不瞒你，我是新四军。” 吉田一愣，手伸向抽屉。千钧一发之际，凌少农笑了：“吉田先生，不和新四军合作，哪来这么多粮食？” 接着，他掏出泛黄收条，说道：“上个月在高邮换的，印鉴还新着呢。” 吉田盯着收条上的红泥手印，没说话。他心里清楚，日军 “三光政策” 让沦陷区粮食短缺。而新四军根据地减租减息，老百姓愿意交粮。和新四军做生意，稳赚不赔。想了想，他态度松动了。 但这场交易的背后，是凌少农临危受命的重重准备。三天前，凌少农正在破坏日军电话线，突然接到侦察股长密令。 师长的话沉甸甸的：“搞不到五千匹布，今年冬天至少三分之一的战士要冻伤。” 日军对布匹管控极严，每个布行每月限购十匹，还得凭 “良民证” 登记，就是要断了新四军的活路。 扮成商人进城后，凌少农找到地下党员臧玉臣。这位龙泉沟区委书记，每天都在敌占区冒死为部队筹药品。 臧玉臣告诉他：“想搞大批布，只能找日本商人。他们仓库囤着海量布料，日军对自己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通过臧玉臣介绍，凌少农见到粮行掌柜马玉清。这个爱国商人带来关键情报：吉田商行正为前线征集军粮，仓库里有从上海运来的好棉布。 但马玉清也提醒：“吉田精得很，要先验货再给钱。发现你是新四军，马上送宪兵队。” 凌少农笑着说：“不进虎穴，哪有收获？” 他知道，抓住商人逐利本性，就能找到突破口。日军大本营指令要求占领区物资 “就地自给”，吉田这样的商人正是受益者，有利益就敢冒险。 在丰田洋行，凌少农和吉田谈判了三个小时。吉田同意用五万斤小麦换三千匹布，但坚持在远离根据地的芦苇荡交易：“那地方没人管，对谁都安全。” 凌少农摇头：“就去龙泉沟，马掌柜和两位商会会长担保。” 他盘算着，龙泉沟靠近新四军防区，出事能迅速支援。而且臧玉臣在那威望高，群众基础好。 吉田犯难了。他知道龙泉沟的位置，也忌惮商会会长的面子。失信的话，以后在新安镇生意就没法做。纠结许久，终于咬牙答应：“成交，但我得先看到粮食。” 三天后的清晨，六辆马车进了龙泉沟。凌少农掀开草席，金灿灿的小麦露出来。吉田的验货员抓了把麦粒咬了咬，确认没问题。 警卫员悄悄数着远处日军卡车，三辆，和情报一致。凌少农这才松了口气。 可交割时，变故突生。二十多个土匪从芦苇丛窜出，领头的举枪大喊：“留下一半布，不然谁也别想走！” 土匪们衣衫破烂，眼神贪婪。 凌少农手按枪套，发现几个土匪腰间别着新四军的手榴弹。他喊道：“兄弟们，这些布是给乡亲们做冬衣的。缺粮我分两车小麦！” “少废话！” 土匪头子直接开枪。凌少农侧身滚到马车后，掏枪还击。三发子弹精准击中土匪手腕、膝盖和脚踝。警卫员也迅速开火，把土匪逼进芦苇荡。 凌少农亮明身份：“我们是新四军！想抗日就放下武器，想活命赶紧滚！” 土匪们愣住了。他们没想到，这群 “商人” 战斗力这么强。最后，土匪头子扔下枪，带着人逃走了。 凌少农没追，还让人装了两车小麦给他们：“告诉你们老大，新四军不打自己人。愿意抗日，咱们就是兄弟。” 交易结束，凌少农亲自押着布匹回根据地。 回到师部，师长紧握他的手：“你这‘以麦制布’，比消灭一个中队鬼子还管用！” 后来统计，这次交易不仅解决了冬衣问题，还换回大量药品和弹药。更重要的是，它开辟了物资交换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