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王浑把东吴给灭了，故意邀请吴国的旧臣来喝酒，还故意问：“诸位都是亡国之人，就不感伤吗？” 那年，西晋大将王浑率军灭掉了割据东南的吴国，志得意满之际，设下酒宴，特意邀请了一批吴国旧臣前来赴会。 席间，他带着几分胜利者的姿态，向在座的吴国旧臣发问：“各位现在都成了亡国之人，难道心里不感到悲伤和怨恨吗？” 面对这近乎挑衅的询问，大多数旧臣选择了沉默，无人应声。 唯有一位名叫周处的原吴国官员，直言不讳地回应道：“魏国、蜀国、吴国都已成为过去，全都归了晋朝，还能向谁去感伤？又有什么可感伤的呢？”这一席话，直接顶回了王浑的幸灾乐祸。 王浑本想羞辱对方一番，结果反被周处弄得下不来台，从此记恨在心，和周处结下了梁子。 公元296年，氐族首领齐万年发动叛乱，势力迅速壮大，甚至登基称帝，严重威胁到晋王朝在关中的统治，朝廷急需调派将领率军征讨。 这时，那些曾被周处得罪过的重臣们抓住时机，在朝堂上极力推荐周处领兵出战。 他们极力夸赞：“周处是出了名的勇猛善战，只要他出马，平定叛乱根本不成问题。”表面上是为国举贤，实则是要把周处推入险境。 周处有个旧识，也曾是东吴官员，深知其中凶险，私下找到周处，想护他一把，劝他主动请辞。 没曾想却遭到拒绝，在他看来，既然身为人臣，领受朝廷俸禄，就应当为国效力，尤其是在国家有难之时。 他以一句“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回应了朋友的关心，决意承担起这份责任，准备领兵西征。 然而，几乎所有人都能预见到他此行的危险结局，因为这次平叛的司马肜，正是晋朝宗室成员，而且与周处有很深的私人恩怨。 司马肜早就对周处怀恨在心，一同指挥的安西将军夏侯骏，也与周处长期不和，同样对周处没什么好脸色。 就连周处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此次西征凶多吉少，他知道司马肜必定会利用职权，借机报复陷害自己。 但他抱定了尽忠职守的决心，把为朝廷效力放在了首位，没有去找任何理由逃避这次任命。 实际上，朝廷上并非无人看清这场阴谋的实质，时任中书令的陈准，作为较有见识的大臣，站出来为周处说了几句公道话。 他向晋惠帝指出：“夏侯骏、司马肜都是皇亲国戚，缺乏实际的军事经验和统帅才能，如果让他们指挥周处作战，尤其在具体部署时，假如他们心怀叵测，故意让周处打前锋孤军深入，而不派兵接应援助，那么此战必定失败，周处性命堪忧。” 遗憾的是，晋惠帝既没有采纳陈准的建议，也没能洞察这场权力倾轧下的危险安排，消息传到前线的叛军首领齐万年耳中，他听说周处被派来，但归司马肜、夏侯骏节制后，竟然高兴得大笑起来。 齐万年对手下分析道：“如果周处能独当一面，自己指挥军队，那将是我们的劲敌，但现在他被上面死死管住，必定处处受掣肘，这就给了我们打败他、甚至俘虏他的大好机会！” 公元297年，叛军齐万年部在梁山一带集结了重兵，约七万人，此时，司马肜和夏侯骏作为统帅发布了一道致命的命令。 勒令其率本部兵马立即发起进攻，而拨给周处的兵力，仅有区区五千人。 面对这种明显以卵击石、送死式的安排，他当即提出激烈抗议，向统帅指出：“我军人数本就严重不足，而且你们还明确表示没有任何后续增援，这种情况下发起进攻，失败是必然的。” 然而，无论周处如何据理力争，如何陈述利害，统帅司马肜丝毫不为所动，强硬地逼迫周处按命令发起进攻。 军令如山，他只得带着五千疲弱之兵，在没有补充给养、士卒连饭都没来得及吃一口、更得不到任何支援保障的情况下，被强行驱赶着向前线推进。 在六陌，这支弱小疲惫的部队与齐万年七万叛军主力相遇，战况异常惨烈，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周处深知此战已无生还希望，但他并没有退缩，身先士卒，挥舞兵器，在战场上左冲右突，斩杀了许多敌人。 奈何众寡悬殊实在太大，士兵伤亡惨重，很快陷入绝境，弓箭射光了，弓弩也因剧烈使用而损坏。 在包围圈越缩越紧的绝境中，他曾派使者突出重围，火速向附近的友军，振威将军卢播和雍州刺史解系请求紧急救援。 令人心寒的是，无论是卢播还是解系，面对周处的求救信号，竟都选择了见死不救，按兵不动，坐视其灭亡。 此时周处身边残存的将士，看到败局已无法挽回，曾劝说他趁还有机会设法突围撤退。 可他却拒绝了最后生的希望，最后以手按住佩剑，声音坚定而悲怆：“今日，便是我以身殉国、恪守臣节之日！” 在最后的抵抗中，他力战至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力竭身亡前，他用尽全身气力，在战场上留下了一首诗：“去去世事已，策马观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终。” 简短几句诗，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位末路英雄对世事纷扰的了断之意和对命运的坦然接受，也隐约透着一丝未能完成使命的深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