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 年春，62 岁的蒋梅英被 26 岁的男警员周荣鹤紧紧搂在怀中强吻。可是她的儿子面对这件事情却说：“要不就算了吧。” 弄堂里的梧桐絮正扑簌簌落在旗袍肩头，蒋梅英望着儿子周德安低头搓动的八级钳工手套，那双手能精准拧动毫米级的螺丝，却拧不直母亲被揉皱的尊严。 她没看见儿子藏在裤袋里的手，正攥着那封被炉灰烫出焦痕的信纸 —— 信纸上 “梅小姐” 三个字的金粉，是 1947 年她登上《良友》画报时，印刷厂特意调的色。 周荣鹤第一次敲开那扇雕花木门时，蒋梅英正在糊火柴盒。民国时期的铜胎珐琅香粉盒摆在窗台，里面装着她磨碎的珍珠粉，每天清晨用指尖蘸着擦脸。 年轻警员的目光扫过墙上挂着的老照片：穿改良旗袍的女子站在大光明舞厅旋转门前，狐皮围巾的流苏扫过锃亮的汽车轮毂。 那是 1946 年的 “上海小姐” 选美现场，她刚接过水晶奖杯，台下戴笠的副官正把香槟递过栏杆。 “蒋女士年轻时真风光。” 周荣鹤的警帽檐压得很低，帽徽在昏黄灯光下晃出冷光。 蒋梅英递过户口簿的手顿了顿，指尖划过 “周君武” 的名字 ——1951 年，这个纺织厂职员用三箱洋布作聘礼，换走了报纸上 “名媛下嫁” 的新闻。 此刻缝纫机上还放着未改完的列宁装，领口滚着她从旧旗袍上拆的盘扣，针脚细密得像 1949 年躲在租界时，替地下党缝的密信夹层。 强吻发生在户籍本第 17 页 “婚姻状况” 栏前。蒋梅英被按在雕花木椅上，闻到对方制服上刚浆洗的肥皂味，突然想起 1941 年某个日本军官闯进舞厅时，军靴踩碎水晶灯的声响。 她挣脱时扯掉了周荣鹤的肩章，金属扣落在 “上海小姐” 的照片玻璃上，惊飞了停在相中人睫毛上的尘埃。 周德安把母亲的信揉成纸团时，车间里正在赶制 “农业学大寨” 的机械零件。 八级钳工的工作台上，游标卡尺卡着的齿轮误差不超过 0.01 毫米，却量不出 “算了吧” 三个字的重量。 他想起 1966 年抄家时，红卫兵用皮带抽母亲的旗袍，自己躲在机床下不敢吭声，铁屑落在脖颈里，比此刻炉灰桶的温度更烫。 蒋梅英第一次走进区公安局时，旗袍下摆扫过水泥地的声响惊动了值班室。 老警官看着她递来的申诉信，信纸边缘还留着香粉盒的压痕，上面写着 “1974 年 3 月 15 日，周荣鹤于室内实施猥亵”。 窗外的法国梧桐影落在 “口头警告” 的处理书上，她突然发现警官袖口的补丁，和自己改旗袍时剪下的边角料是同色卡其布。 周荣鹤的报复像梅雨季节的霉斑。他开始在弄堂口散布 “蒋梅英与国民党高官有染” 的流言。 修鞋匠王师傅记得，这年轻人常靠着派出所的砖墙喝酒，皮鞋碾过她晾晒的床单，酒气混着劣质烟草味喊：“戴笠睡过的女人，现在装贞洁！” 蒋梅英从此把旗袍改成长袖长裤，领口扣到最顶端，却在某个深夜倒垃圾时，发现家门口被人泼了煤焦油，在月光下泛着恶心的亮。 1983 年 10 月 21 日的 “严打” 动员会开到一半，周荣鹤摸了摸新分到的两居室钥匙。 治安科副科长的肩章在会议室灯光下闪闪发亮，他想起九年前那个被强吻的女人，此刻应该正坐在延安西路的老屋里，用民国的银质餐叉吃八宝饭。 去年春节，他曾隔着窗户看见她给外孙女喂饭，银发在电灯光下像撒了把碎钻。 邻居李阿婆听见的闷响，是蒋梅英的头撞在红木茶几上的声音。她从猫眼里看见周荣鹤跑下楼时，警服第二颗纽扣没扣，和九年前那个清晨如出一辙。 法医后来在沙发缝隙里找到的断裂指甲，还留着蒋梅英防身用的凤仙花汁染色，而她脖颈后的掐痕，形状与周荣鹤常戴的机械表表扣完全吻合。 周德安在母亲坟前点燃判决书时，火苗舔过 “故意杀人罪” 的字样，映红了他手中的老照片。 1948 年的南京路上，穿藕荷色旗袍的蒋梅英牵着儿女，身后永安公司的橱窗正展示最新款的玻璃丝袜。 而三十五年后，同款丝袜被周荣鹤扯碎在犯罪现场，丝袜线头缠在她手腕的玉镯上 —— 那是周君武用三个月工资买的定情物，内侧刻着 “梅英吾爱”。 周荣鹤被枪决那天，延安西路的老邻居们在弄堂口摆了碗清水。 修鞋匠王师傅往水里撒了把明矾，说 “洗去晦气”，却没人敢提蒋梅英生前最后半年，总在深夜用这碗水擦拭地板上的煤焦油痕迹。 周德安捧着母亲遗像走过时，听见有人低声议论：“当年要是她儿子硬气点……” 话没说完就被咳嗽打断，因为大家突然看见遗像里的女人，嘴角微微上扬，像在大光明舞厅跳完最后一支探戈。 偶尔有弄堂里的老人指着窗台说：“看，那就是当年的‘梅小姐’住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