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被软禁，看管他的刘乙光，十年升少将。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主动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本想尽忠，却落入蒋介石精心设计的圈套。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兵谏”耿耿于怀，决定长期监禁他。因忠诚可靠，军统中校刘乙光被委以重任，成为张学良的专属监护人。起初，张学良并未把刘乙光放在心上，认为自己只是暂时的失去自由，很快就能重获自由。岁月流逝，张学良才发现，这位沉默寡言的刘乙光，竟成了他身边待得最久的外人。刘乙光深知，若张学良在他眼皮底下逃脱，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因此，他兢兢业业地守护着张学良，不敢有丝毫懈怠。从浙江奉化雪窦山，到安徽黄山，再到湖南郴州、沅陵，最后到贵州修文阳明洞、开阳县刘育乡，以及台湾新竹井上温泉，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刘乙光始终寸步不离地监视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

漫长的软禁生涯中，刘乙光与张学良的矛盾日益加剧。张学良渴望自由，盼望与外界联系、结交朋友，甚至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这些简单的愿望都被刘乙光无情地拒绝。张学良多次尝试与蒋介石或其他要员沟通，请求恢复自由，但刘乙光严密控制着信件往来，所有请求都被拦截。有一次，张学良偷偷给一位老友写信求助，却被刘乙光发现。刘乙光不仅没收了信件，还加紧了对张学良的监视，甚至限制了他的行动。面对刘乙光的处处刁难，张学良既愤怒又无奈，曾在日记中写道：“刘乙光如同一条恶犬，时刻紧盯着我，让我透不过气。”

而刘乙光则认为自己只是在尽职尽责，军统头子戴笠多次发电报告诫刘乙光：“张学良虽然身处囹圄，但影响力犹存，稍有疏忽，后果不堪设想。” 张学良在国民党高层人脉广泛，旧部和朋友众多，蒋介石担心他一旦重获自由，可能会利用这些关系卷土重来，因此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真正自由。戴笠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对刘乙光下达了表面上优待，实际上严加看管的指令。

时间推移，刘乙光的职位却一路高升。凭借对张学良的严密掌控和从未出现任何差错的“优秀”表现，他从军统中校一路晋升到少将。这晋升速度在军统内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要知道，戴笠生前也只做到少将，中将是死后追授的。刘乙光的迅速升迁也让张学良看清了自己的处境，显然，在蒋介石看来，刘乙光的工作至关重要，不容有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用飞机把张学良送往台湾继续软禁，最初的地方是新竹井上温泉。张学良回忆说，井上温泉的日子非常难熬，那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刘乙光不仅严格限制张学良的行动，还在生活上百般刁难他。张学良想改善居住环境，刘乙光就以经费不足为由拒绝；张学良想读书，刘乙光就严格审查书的内容，许多进步书籍都被禁止。刘乙光对陪伴张学良的赵四小姐也充满戒心，时刻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赵四小姐想为张学良做顿好饭，刘乙光就派人检查食材，生怕其中藏有秘密。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心情越来越糟糕，而刘乙光却无动于衷。

1960年，蒋介石稍稍放松了对张学良的看管，允许他搬到台北北投的住所。那时，张学良已被软禁二十多年，头发花白，面容憔悴，昔日的意气风发早已消失殆尽。而刘乙光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更加阴郁多疑。“搬家”过程中，刘乙光亲自指挥，确保万无一失，调集了大量特务，沿途严密监控，甚至在张学良的车队周围安排了武装护卫。在北投住了两年后，在蒋经国的调解下，蒋介石再次放松了对张学良的管制，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至此，刘乙光的“任务”也宣告结束。刘乙光离开时，张学良自掏腰包为他举办了饯行宴，还邀请了蒋经国等人。酒席上，张学良举杯对刘乙光说：“刘乙光既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他要走了，我知道他家的情况，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张学良所说的“救命之恩”，是指他在贵州软禁期间突发重病，刘乙光见情况危急，来不及请示戴笠，就亲自带人把他送去贵阳医院抢救，使他得以康复。可见，对于这位与他共同生活了近二十六年的刘乙光，张学良的感情是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