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房子你留着住，别和我讲客气。”

1954年深秋，上海一栋溧阳路别墅内，陈毅同志放下手中香烟，凝视着坐在藤椅上的贺子珍。她眼角的几丝银发在微光中轻颤，语气中带着一丝迟疑：“陈老总，这……我怕担当不起。”

窗外梧桐树叶飘落，发出沙沙声响，这二十六年来并肩作战的战友，此刻彼此眼中都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情感。 时光回溯到1928年的井冈山，一位短发女子，腰间别着枪，巡视着营地。

一次操练间隙，她看到一位戴眼镜的青年在灶前生火，火星四溅。“陈主任，您这火比土匪还猛！”她笑着接过火钳，熟练地添柴加火。陈毅擦着额头上的灰，笑着说：“我在巴黎学的马克思主义，可没教人怎么侍候灶君。” 十八岁的她，二十七岁的他，谁能料到这段从柴米油盐开始的革命情谊，会延续近四分之一世纪。 在八角楼昏暗的灯光下，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携手步入婚姻殿堂，陈毅和朱德同志为他们送上祝福的米酒。龙源口战役告捷，庆功会上，贺子珍慷慨激昂，台下战士目光炯炯有神。陈毅笑着说：“依我看，你该改名贺子真——这理讲得，比真金还真！”贺子珍笑着朝他扔去一把松针。 1934年，这温馨的画面被西征的号角声打破。 陈毅目送着八个月身孕的贺子珍远去，青竹杖在泥路上留下一道道印记。 十六年后，两人在上海国际饭店重逢。

陈毅举杯的手顿住了，面前这位穿着列宁装的女子，容颜未改，眼神却黯淡了许多。“陈市长如今掌管着全国最繁华的城市，我这个闲人，实在是不便叨扰。”贺子珍放下酒杯。陈毅夹起一块红烧肉放进她碗里：“当年在茅坪，是谁把最后那半块糍粑分给伤员的？” 贺子珍泪水夺眶而出。 在杭州工作期间，贺子珍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 陈毅获知消息后，立即安排为她寻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带院子的。 溧阳路的别墅，成了她最后的归宿。 她搬进别墅后，在门前种了一棵石榴树。 陈毅每月都派人送来面包，她则分给附近学习的女工们。 她常对保姆说：“我现在就像《红楼梦》里的贾母。” 一天，收音机里传出陈毅出访的消息，她手中的毛衣针断裂了。 临别前，陈毅穿上了初次见面的中山装。贺子珍笑着说：“陈老总这是要回井冈山打游击啦？”

当陈毅表达要将别墅赠予她时，贺子珍激动地说：“当年在苏区，我的党龄比你还早三个月呢！” 陈毅推开窗户，桂花香气扑鼻而来。 别墅书房的玻璃柜里，一直摆放着陈毅从北京寄来的景泰蓝烟灰缸。 贺子珍弥留之际，在月光下，凝视着石榴树，轻声道：“资格这东西，可不是活人说了算的……” 唯有那盏1949年安装的欧式壁灯，依旧发出温暖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