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个提出侵略中国的日本人，曾经竟然幻想葬在北京！ 1598年8月18日，京都伏见城的天守阁笼罩在浓重的阴影里。 62岁的丰臣秀吉躺在铺着金箔的病榻上，呼吸已如游丝。 窗外传来朝鲜战场失利的军报，而他枯瘦的手指仍执着地指向大陆的方向，喃喃自语：“吾欲葬于北京之城……” 这位以“天下人”自居的日本统治者，直到生命尽头仍未放弃将尸骨埋在中华土地的妄想，而他毕生策划的两场侵略战争，文禄之役与庆长之役，早已在中朝联军的铁蹄下化作泡影。 从尾张贫农之子到日本战国霸主，他的一生被野心淬炼，最终也被野心焚烧，在历史的尘埃中留下侵略者的永恒罪证。 1537年，丰臣秀吉出生于尾张国中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原名木下藤吉郎。 因身材瘦小、容貌古怪，少年时被称为“猴子”，却怀揣着超越身份的勃勃野心。 他曾在织田信长麾下做足轻（步兵），靠智谋与谄媚步步高升，从修建墨俣城的“一夜城”奇功，到在“金崎殿后”中力挽狂澜，逐步成为信长麾下最得力的将领。 1582年“本能寺之变”后，他以雷霆手段平定内乱，在贱岳之战中击败柴田胜家，继而东征西讨，1587年完成日本列岛的基本统一，受封“关白”，赐姓“丰臣”。 统一日本的过程中，秀吉的扩张本性已初露端倪。 他在给家臣的书信中写道：“日本者，神国也，当以武功布德于四方。” 1585年，他便逼迫琉球王国（今日本冲绳，当时为中国明朝属国）向日本纳贡， 1590年致信朝鲜李朝，要求其“协同入明”，赤裸裸地暴露了“假道伐明”的野心。这种野心的根源，既有日本战国时代“下克上”的暴力逻辑，更源于对中华帝国财富与文明的觊觎。 他曾这样对近臣说：“吾欲乘日本之势，席卷大明四百州，使天皇迁都北京，吾为大唐关白。” 1592年3月，丰臣秀吉集结15万大军，以宇喜多秀家为总大将，悍然发动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日本称“文禄之役”）。 他在《征讨朝鲜令》中宣称：“予入大明之日，率日本诸道兵先入北京，奄有万国，此乃予之宿志。” 日军凭借火绳枪优势迅速攻陷汉城、开城、平壤，朝鲜宣祖李昖仓皇逃往义州，遣使向明朝求援。 明神宗朱翊钧下诏：“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 同年7月，明朝参将李如松率4万大军跨过鸭绿江，在平壤之战中以“三面围攻，东面设伏”的战术，斩杀日军万余人，收复平壤。 日军溃败南撤，中朝联军乘胜追击，在碧蹄馆、幸州等地重创敌军，将战线推至釜山一带。 首次侵朝的惨败并未让秀吉收敛野心。 1597年2月，他再次征集14万兵力发动“庆长之役”，试图卷土重来。 此时中朝联军已建立完善的防御体系：明朝老将邓子龙率水师驻扎朝鲜海域，朝鲜名将李舜臣以“龟船”舰队屡次截击日军补给线。 1598年11月，中朝联军在露梁海战中布下天罗地网，邓子龙与李舜臣率战船300余艘，在露梁海峡围歼日军舰队。 激战中，70岁的邓子龙身中流弹，壮烈牺牲；李舜臣闻讯驰援，也中弹身亡，临终前仍高呼：“勿言我死，勿停击鼓！” 这场海战焚毁日军战船400余艘，歼敌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侵略企图。 而此时的丰臣秀吉，已在伏见城的病榻上听到了败讯，他苦心经营的“大陆梦”，随着他的死亡一同崩塌。 丰臣秀吉至死未放弃“葬于北京”的执念，这种疯狂的背后，是对中华文明既觊觎又扭曲的心态。 他曾模仿明朝的服饰制度，在大阪城修建酷似北京紫禁城的天守阁，甚至让画师绘制“大明地图”，规划占领后的行政区划。 这种“以小吞大”的野心，本质上是日本战国武士道精神与扩张欲望的畸形结合——他妄图通过军事征服，将日本从中华文明圈的边缘地位，强行推向中心。 但历史的真相是残酷的：两次侵朝战争中，日军在朝鲜烧杀抢掠，仅晋州一地就有6万平民被杀，汉城、开城的文物典籍被洗劫一空。 而中朝联军的反击，不仅捍卫了朝鲜的独立，更粉碎了日本“入明”的妄想。 秀吉死后，德川家康接过政权，虽暂时收敛了大陆野心，却将秀吉的侵略思想暗藏于日本武士道的基因中。 19世纪末日本发动甲午战争、20世纪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其战略逻辑与丰臣秀吉的“假道伐明”如出一辙，都是对周边国家主权的粗暴践踏。 伏见城的暮鼓最终敲响了丰臣政权的丧钟。 1598年9月，丰臣秀吉的遗体被秘密下葬，他“葬于北京”的狂想，终究化作京都知恩院的一抔黄土。 而他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朝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让日本付出了数十万士兵阵亡、国力枯竭的代价。 历史早已证明：任何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无论披上何种“开拓”“布德”的外衣，终将在正义的抵抗面前灰飞烟灭。 从丰臣秀吉到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野心始终难逃失败的宿命。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