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纽约还在倒春寒里，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却迎来了两位特殊的住客。36岁的张爱玲刚从香港辗转来美，65岁的赖雅已在文坛沉浮多年。 午餐时间的公共餐厅里，作家们交换着创作心得。赖雅端着刚烤好的面包走过来，在张爱玲对面坐下。那天她穿着墨绿色旗袍改制的连衣裙，安静地听着别人高谈阔论。 相识第17天，赖雅在日记里写：“那位中国女作家有种令人着迷的疏离感。”而张爱玲后来告诉朋友，她被这个老人的幽默和博学打动了。 四个月后的7月，张爱玲发现自己怀孕了。纽约西奈山医院的诊断书上，医生在“高龄初产妇”一栏打了勾。那年她36岁，在1950年代的美国，这个年龄怀第一胎确实算晚了。 赖雅的反应很现实，他翻出上一年的报税单，年收入4800美元，比联邦贫困线还低200块。“我们养不起这个孩子。”他对张爱玲说。 张爱玲给香港的朋友邝文美写信：“他说得对，我们连住院押金都交不起。”信纸上有几处水渍，不知是泪痕还是墨迹。 8月初，张爱玲走进了纽约妇产医院。手术费387美元，几乎花光了她仅有的积蓄。办理入院手续时，职业一栏她填的是“作家”。 手术后第18天，他们在市政厅登记结婚。证婚人只有文艺营的主管夫妇，没有鲜花，没有宴席，新婚之夜在汽车旅馆度过，赖雅那个月的版税支票刚被出版社退回。 张爱玲不得不向香港电影公司预支稿费，电报发出三天后，汇款到账，他们才从旅馆搬进一间带厨房的公寓。婚后的日子比想象中更艰难，1962年，赖雅第一次中风，半边身子不能动了。医院账单像雪片一样飞来，每月光药费就要900美元。 张爱玲开始四处找工作，堪萨斯大学聘她做中文讲师，月薪600美元。她把大部分钱都寄回纽约，自己吃最便宜的罐头食品。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记得，那段时间她借了很多医学书籍，都是关于中风康复的。下课后她常在办公室写作到深夜，桌上摆着速溶咖啡和苏打饼干。 台湾《皇冠》杂志的平鑫涛来美国看她时，发现她还穿着三年前那件毛衣，袖口已经磨破了。“版税都寄回去付医药费了。”她解释说。赖雅的病情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他会握着张爱玲的手说对不起。糊涂的时候，他认不出眼前这个憔悴的中国女人是谁。 后来赖雅再次中风，这次更严重。医生建议送疗养院，每月费用1200美元。张爱玲咬牙签了字，她开始没日没夜地写稿。给香港写电影剧本，给台湾写连载小说，什么赚钱写什么。创作笔记里夹着各种收据：药房的、医院的、疗养院的。 1967年10月，赖雅在疗养院去世。死亡证明上写着“脑梗塞并发肺炎”。张爱玲独自处理了后事。 葬礼后她给夏志清写信，信很短，只有几句话。其中一句后来被广为引用，却常被误读。那不是对爱情的否定，而是对现实的无奈。 银行对账单显示，付完所有费用后，她的存款只剩873美元。因为结婚获得的绿卡三年后就要到期。体检报告上写着“营养不良”。之后的岁月里，张爱玲很少提起这段婚姻。1994年出版《对照记》时，所有和赖雅的合影都被剪掉了，只留下照片边缘参差不齐的痕迹。 有人说这是一段错误的婚姻，两个在错误时间相遇的人，注定要承受生活的重压。但谁又能说清，在那个春寒料峭的三月，当赖雅端着面包坐到她对面时，他们眼中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或许正如张爱玲笔下的那句话，每个人都是孤岛，偶尔有船靠岸，停留片刻又离开。只是有些停留，要用一生来偿还。 信源：台北皇冠文化集团《张爱玲全集》编辑手记、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书信档案、美国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年度报告1956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