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天香阁后院，灯火昏黄，檀香味混着胭脂气，满屋浮动。年轻貌美的潘素跪在地上，脸色苍白，嘴唇发抖，眼里却不带一丝怯意。张伯驹站在门口，手里紧握着那叠崭新现银。他只说了一句“带她走”，可天香阁的老板娘抬了下眼，吐出三个字：“晚了，她卖出去了。”屋子霎时沉静，潘素呆坐地上，指节死死攥着衣角，直到指甲掐进肉里。 这一刻，看似风花雪月，实则刀光血影。不是戏台，不是话本，这是民国真实发生的情节——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几乎劫了人家的妓院，只为救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 潘素，本名潘白琴，生在苏州一个破落的秀才家庭，母亲早逝，父亲好赌，十三岁便被继母当货物卖给了江南大户。原本以为嫁过去是做少奶奶，结果进的是妓馆。第一站是南京，后来辗转到上海，落脚在“天香阁”这种靠才艺和色相混着吃饭的地方。 潘素不一样，她不唱小曲，不跳花船，琴棋书画样样都会，尤其擅长青绿山水。这些年混迹秦楼楚馆，她靠规矩活着，从不接客，也从不服输。她知道，进了这门，就很难再走出去，可她不认命。她不争第一，只求能等来一个不带恶意看她的人。 这人等了好多年，终于来了。 张伯驹是个什么样的人？民国公子，银行高管，文物狂人，挥金如土，偏偏爱才如命。那年他去了趟上海，顺道被朋友带到天香阁。一进门，满屋子脂粉气，他嫌腻，正要转身，忽然听见内堂有人抚琴。那是一曲《梅花三弄》，清冷、断续、不卑不亢。他站住了脚。 弹琴的就是潘素。她穿得素净，抬头那一刻，眉眼藏着寒气。他没开口，她没起身，两人第一次对视，谁也没说话。可张伯驹转头就掏出一叠现银，要替她赎身。 钱刚拍在桌上，老板娘就变了脸。她不客气地说，迟了，姑娘刚被人高价预定，已经“卖出去了”。她不是撒谎，那人确实已经付了定金，准备过几日提人。 张伯驹没吭声，站起身离开。第二天，他悄悄找来几名便衣警察，晚上趁天香阁歇业时突袭后院。潘素当时正收拾琴，一听动静愣住了。他推门进去，把大氅披她身上，什么都没说，拉着人就走。 有人认得他，也有人想拦，但没人敢真动手。他姓张，家里有钱，有人，捅破天也没人追得起。他把潘素藏进自己的别院，一连几日守着，谁都不让靠近。 潘素原以为自己是被“劫”出去的，后来才明白，这不是戏码，是张伯驹在用他的方式给她一条命。 两人那时还没成亲。张伯驹原有三房妾室，全都遣散，连亲戚都瞒着。他只说，这人我要娶，明媒正娶。没人拦得住他，只有当时的社会舆论，像飞刀一样朝他们身上砸。潘素是妓女出身，不配进张家的门。可张伯驹不理，他连自家的家谱都不管，生生写上她的名字。 成亲那天没人来祝贺，张伯驹自己站在门口迎人，潘素身穿一袭素白长衫，不描眉，不点唇，只系一根白玉簪。他牵她进门，一步一跪，行的是最正统的婚礼。 婚后，他亲自教她书画，送她拜名师学画法。她原有底子，再经名家点拨，几年后技艺大成，尤其擅长青绿山水，画面中透着宁静、清明、孤傲。她画不多，每幅都精，曾一幅《烟雨太行》被张大千看中，说“有男儿气”。 张伯驹看得高兴，把这画挂在书房三年不换。他不是娶了个女人，而是找到了能与自己并肩的人。他藏文物，她画山水，两人一住就是几十年。日子清苦也好，颠沛流离也罢，她始终守着他，从没后悔过。 1941年，张伯驹被绑票，对方要价百万。他被关了八个月，消息断绝。潘素变卖首饰、典当书画，托人四处奔走，找遍北平上海，才在河北某地找到他。她一人带着钱赶去，没哭没喊，只一句话：“跟我回家。” 张伯驹见她那一刻，说了一句：“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她答：“你要死，我也不活。” 后来有人说她疯，竟为一个男人如此拼命。可她说得清楚：“他不是救了我一次，是救我整个人生。”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把最珍贵的藏品捐给国家，没留一件自己享用。有人劝他们留点退路，但他们只说：“这些东西本就不该属于谁。”潘素依旧画画，不张扬，也不赚钱，只把画当饭吃，当命守。 张伯驹病逝那年，她一个人在床边守了整整七天，滴水未进。送葬那天，她穿了三十年前的那套白衫，坐在灵前，一笔一画写下挽联：“春梦无痕共白头，旧琴长抱入山丘。” 她活到1992年，临终前仍守在他们当年那栋小院。屋内挂着那幅画，落款上只有四个字：伯驹与素。 这一生，她不是张伯驹的附庸，而是他命里的知音。她不是红颜薄命，而是倔强活成了一段传奇。 人说青楼无真情，但她走得比谁都稳；人笑张伯驹痴情，他却赢得最干净的结局。一个曾为赎身掏尽家底的男人，一个曾为爱情死里逃生的女人，在那乱世里，用最俗的方式，活成了最真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