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深夜，虹口的街巷静得像一口封死的井，袁殊穿着日军翻译官的制服，在宪兵队盘查下若无其事地走出火药库。几个小时后，爆炸声响彻上海，炸毁的，是日军的一个秘密军火库。他既不是军统特工，也不是日本间谍，更不是地下党单线联系人，他是这三个身份加一个青帮“白纸扇”加一个特科老资格的“五重间谍”。这个身份，在中国情报史上独一无二。 袁殊的传奇，从1931年开始，当年他年仅20岁，是清华肄业生，受潘汉年引荐加入中共地下情报组织中央特科，代号“特九”。 他是个文艺青年，外文好、仪表斯文，很快被调到上海进行秘密培训。 1932年，靠表兄贾伯涛的关系，他打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成了敌营中的眼线。 更巧的是，他在上海社交场混得极开，有一次应酬上认识了日本驻沪副领事岩井英一，两人因谈诗论词意外投缘，不久，岩井邀请他成为日本方面的线人。 这个关系，袁殊向中共组织请示过，得到批准，此时，他已拥有中共、中统、日方三重身份。 真正让他扎根上海滩的是1937年，他看清了局势，为求自保又拉稳人脉，拜了杜月笙为兄，混入青帮洪门，成为黄金荣门下“白纸扇”，同年，戴笠亲自招他入军统，让他担任上海区情报组长。 至此，袁殊的五重身份齐备：共产党特科成员、国民党中统官员、日本间谍、青帮中人、军统少将，多头通吃，九死一生。 可他并非玩火者，他把这些身份统统为中共所用，抗战期间，他创办“兴亚建国运动”，表面是亲日团体，实际是掩护电台的外壳。 通过这张皮，他向延安传递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时间线、日美间和平谈判内幕等战略情报，延安据此提醒苏联调整兵力，对斯大林格勒战局起到了关键影响。 他也不止做电波生意，1940年，他亲自策划营救鲁迅遗孀许广平；安排情报人员协助范长江脱逃；甚至直接参与炸毁日军虹口军火库。 这些行动，靠的就是他和岩井英一、日本宪兵队之间的“熟人圈”。 但这条刀尖舞蹈的路太窄了，1939年，中统一个叛徒供出袁殊，他在上海被捕。审讯时，袁殊没有求饶，只冷静地说：“请你通报岩井英一先生。”几个小时后，他被释放。 日本人保护了他，因为他们信他是自己人，而中共得到了关键情报，这场“敌营换人”式的逃生，是他整个间谍生涯最惊险的一幕。 戴笠对他半信半疑，但也承认：只有袁殊能搞定日伪那帮人，他被命令留在上海继续“灰色角色”，介于日方、军统之间的特殊信使，没人能完全信任他，也没人敢完全放弃他。 抗战胜利后，他变卖家产支援解放区，携带大批经费赴延安，改名“曾达斋”，准备继续效力。 但一场风暴等着他，1955年，“潘汉年案”爆发，袁殊因与潘的早年关系被捕，他的“五重身份”没人能解释得清，组织也无法给出明确认定，他被打成“特务”，关进秦城。 1965年，他被判刑12年，文革爆发后，又被追加8年，在监狱中，他彻底崩溃，他的妻子忍受不了打压，服药自杀未遂，离家出走，从此音讯全无，他两个孩子在社会底层挣扎，从不提父亲是谁。 1982年，潘汉年平反，袁殊终于获得自由，但一切都晚了，他已满脸病容，精神恍惚，经常深夜独自坐在院子里嚎哭，喃喃自语：“我是共产党员……我从没背叛过……” 1987年，袁殊在北京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去世，孤身一人，年仅76岁。 历史没忘了他，也记不清他，1990年代，研究情报史的学者重提袁殊，日本老外交官岩井英一曾在回忆录中称“他是中国人中最了解我们也最危险的人”，苏联情报部门内部资料评估他对二战贡献“等于十个情报站”。 2002年，《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2卷专门为他立传，称其“为中共特殊情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有人称他是“东方佐尔格”，但他的结局远比佐尔格更惨，佐尔格被枪决，却留名青史；袁殊活下来，却被误解、囚禁、遗忘。 他晚年曾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没有好下场。”这是遗言，也是事实。 哪怕如今剧集《伪装者》以他为原型拍出热播，观众唏嘘赞叹，也难以补偿他一个完整的晚年。 他是袁殊，一个戴着五张面具为信仰活过的人，胜利后，他却连一张自己的面目，都找不回来了。 参考资料： 金冲及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