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8年正月，宰相李石像往常一样骑马上朝，突然一支冷箭迎面射来，李石受伤后急忙纵马逃回府邸。眼看着就到家门口了，突然又窜出一名刺客，举刀就向李石砍来，千钧一发之际，马儿猛地向前窜出，李石这才侥幸躲开这致命一击。   那时李石眼疾手快，猛拽缰绳，战马嘶鸣着往前一窜，刀锋只削断了马尾。他瞥见刺客靴子上绣着豹纹，那是神策军的标记，心里一沉，这不是普通的强盗，这是冲着他命来的！ 他拍马狂奔，身后追兵的灯笼在雾里摇晃，隐约露出“左神策”三个字，如死神的催命符。冲回府邸时，李石的官袍都被冷汗浸透，马鞍上那道箭痕还在淌血，像在提醒他：大唐的朝堂，早就不是读书人说了算的地方。   想当年，唐文宗李昂十八岁当上皇帝，满心想着重现太宗的盛世。可他坐上龙椅才发现，皇宫里的话事人不是他，而是宦官。 宦官王守澄的宅子比皇宫还气派，私藏的兵器能武装半个长安。仇士良的库房里，精铁堆得能打造三个藩镇的军队。 皇帝的命令，出不了紫宸殿，真正的权力攥在这些宦官手里，连皇帝吃的药都要他们先尝一口。   文宗不甘心做傀儡，憋着股劲想翻盘。太和九年，他和宰相李训、郑注密谋了一场大戏甘露之计。 计划是这样的：金吾大将军韩约谎称宫里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这是天降祥瑞，得请神策军的头子仇士良带人来验真假。 文宗打算趁机埋伏刀斧手，把仇士良一网打尽。可这计划漏洞百出，韩约一紧张，额头上的汗把衣服都湿透了。 仇士良带人一到，风吹开幕布，露出了埋伏的甲士。仇士良冷笑一声，揪着文宗的袍子说：“陛下，这埋伏是给谁准备的？”   这场戏砸了，血流了三天三夜。李训的脑袋被挂在城门上，文宗被软禁在宫里，连换件衣服都得看宦官的脸色。 他看着仇士良送来的百官奏折，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这跟他小时候读《三国志》里“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啥区别？   只有李石是少数敢跟宦官硬刚的臣子，他站在朝堂上，手持笏板，声音铿锵：“安史之乱的叛贼还知道敬着皇帝，你们这些宦官却把朝臣当草芥！” 这话掷地有声，可也让他成了眼中钉。仇士良早听说李石在河朔藩镇有威望，门客里还藏着亲王的金册，怕他联合外臣搞事。于是，朱雀街的那场刺杀，就成了给李石的“警告”。   李石不是傻子，知道长安待不下去了。他递了奏折，主动请调到荆南当节度使。仇士良端着茶盏，笑眯眯地敲着桌子：“李大人，记得武元衡吧？他的脑袋到现在还没找到。” 离开长安那天，百姓在街头焚香送行，李石回头看了一眼皇城，那里飘着仇士良新做的牙旗，神策军的徽记大得刺眼。他袖子里藏着李德裕写的密折，字迹被汗水晕开，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文宗咳血死在太和殿后，新帝李炎登基。仇士良以为新皇帝还是个好摆弄的娃，却没料到这年轻人袖子里藏着《韩非子》，上面用朱笔圈着“君要掌权，不能让臣子骑到头上”的句子。 武宗跟李德裕联手，准备收拾宦官。会昌三年，仇士良鼓动神策军闹事，武宗直接甩出一块铁券：“这玩意儿能挡住朕的剑吗？”禁军将士被他气势震住，没一个敢吭声。   仇士良病死前，还教唆义子们用歌舞美人迷惑皇帝，可武宗压根不吃这套。他把教坊司改成军议厅，从仇士良的地窖里抄出五百万两银子，铸成北伐的铠甲。 宦官们吓得捧着印玺来请罪，武宗把印玺往石阶上一磕，蟠龙纹裂了个口子，皇权总算喘了口自由的气。   只可惜，这胜利只是昙花一现。宦官的权力像棵毒草，根扎得太深。安史之乱后，皇帝怕藩镇造反，只能靠神策军护身，可神策军又被宦官把持，皇帝反倒成了笼中鸟。 武宗和李德裕的“会昌中兴”虽让大唐喘了口气，但没改掉这病根。多年后，黄巢的叛军打到长安，宦官田令孜带着僖宗跑路，神策军一触即溃。 那些曾在朱雀街让李石惊魂的刀箭，最终锈在权斗的泥潭里，成了大唐灭亡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