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汤恩伯想吞并孙良诚的部队，孙良诚大骂说：“中原大战我指挥二十万大军之时，汤恩伯连师长都不是。这才过去几年，就欺压到我头上了。” 时光倒流几年，形势截然不同，1930年中原大战时，孙良诚是西北军巨头冯玉祥麾下的“十三太保”之一，更担任了反蒋联军的前敌总指挥，手握近二十万雄兵，风头一时无两。 而当时的汤恩伯，军职远逊于孙，不过是中央军张治中教导第二师麾下一个旅长，属于需要仰视孙良诚的那类军官。 然而到1941年，风水轮转，局势大变，汤恩伯深受蒋介石信任，已然崛起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更兼任着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权倾一方，俨然是志得意满的“中原王”人选。 他掌握着该区域部队的人事、补给和战略部署大权，反观孙主任，此时的身份是鲁西行署主任，在编制上，不幸沦为了汤恩伯的下属。 昔日高高在上的统帅，如今要听命于过去的“小字辈”，这身份的强烈反差，本身就在孙良诚心中埋下了巨大的屈辱感和不满的种子。 兵力尚存、控制着鲁西要地的孙主任部，自然成了他的眼中钉，汤恩伯的授意下，孙良诚部队的粮饷补给开始被百般克扣，重要的弹药供应也变得断断续续。 熬到1942年春天，局面更糟了，因为缺乏粮食，孙部士兵常常填不饱肚子，吃了上顿没下顿，更严重的是，弹药极度匮乏，连最基础的日常实弹训练都无法进行，武器装备也缺乏维护。 他马上让部下与核心将领一同商议对策，商讨中，有人提出几种出路，然而现实却给这些建议泼了冷水。 想联合高树勋，双方积怨太深，尤其高树勋诛杀石友三一事，事前未告知孙良诚，事后又把孙良诚置于尴尬境地，彼此芥蒂难以消除。 转向八路军，不少军官嫌八路军生活过于清苦，纪律太严，担心士兵适应不了，内部阻力很大，于是，看起来最不愿选择的下策，即投降日伪，反而被反复掂量起来。 会后，看似讨论无果，但部将云祥其实已经秘密迈出了投敌的关键一步，他暗中积极与日伪方面接触联络。 不久后，日伪方面果然传来准信，答应了云祥等人开出的条件，并指定刘郁芬作为代表直接与孙良诚接洽谈判。 但同时，他的态度已然松动，提出要考虑投敌就必须争取到像样的地盘和部队番号条件，这种要价行为，实际暴露了他并非完全拒绝，而是在“半推半就”，试图挽回一点颜面，并为投敌争取更有利的筹码。 云祥等人看清了孙良诚的摇摆，决定不再等待，进一步逼迫，他们不断催促孙良诚公开通电，宣布投敌。 眼看孙良诚仍想拖延装样子，赵云祥失去耐心，决定独自行动，抢先在名义上完成投敌手续。 几日后的一个凌晨，云祥部驻守的曹县周边地区，突然被大批日伪军从四面八方地围起来，睡梦中的赵部官兵被惊醒，一片惊慌失措。 他立即站到高处，大声命令部下都稳住，说完，他一挥手，早已准备好的亲信士兵迅速取出事先备好的“汪记”伪政府旗帜，按照约定好的暗号向包围圈外的日伪军使劲挥舞。 日伪军一看“信号”对了，象征性地表示“接受投降”，随即解除了包围撤离而去，演得如此逼真后，赵云祥便迫不及待地公开发出通电，宣布率部投靠南京日伪政权，成为汉奸武装力量的头目。 走投无路的孙良诚，面对众叛亲离的局面，权衡再三，最终不得不在那份背叛民族的通电上署了名，公开投敌。 他投敌后，由他担任伪总司令，下辖两个伪军，分别由赵云祥和王清瀚任军长。 汪伪政权看重孙良诚原来的“价值”和西北军背景，为了拉拢他，还把原属刘郁芬的开封绥靖公署主任职位也一并给了他，大大加码了他的“汉奸”资本。 讽刺的是，这次投敌行动对孙部的广大士兵而言，无异于奇耻大辱，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被裹挟进去的，毫无选择的自由，内心充满了不甘和怨愤。 纵观他一生，在重大历史关头，他常常表现出政治上的摇摆不定和首鼠两端，1949年，随着全国解放浪潮不可阻挡，上海宣告解放。 这位反复无常、身上有着浓重历史污点的将领，最终难逃人民的审判，在解放后被依法逮捕。他没有等来命运的下一个转折，两年后病死于监狱之中。 他的个人命运沉浮，固然有其性格的弱点，但国民党军内部派系间的残酷倾轧与生存环境的恶劣逼迫，无疑是将他和他的部队推向深渊的巨大推力。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在国家危亡之际，内部团结至关重要，任何内部的算计与压迫，都可能成为敌人利用的破口，最终损毁的不仅是个人名节，更是宝贵的抗战力量，是民族深重的伤痕。 信源： 《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我所知道的伪满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正面战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