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的上海，黄竞武双手被反绑，双腿已经断了，特务把他推进了事先挖好的土坑，当第一锹土撒下来的时候，坑里的泥土突然剧烈晃动起来，黄竞武在拼命挣扎，用残破的身体扒着泥土往外爬，特务们吓了一跳，赶紧又铲了更多土，还浇上水，用脚狠命踩踏，直到坑里彻底安静，就在二十多天后，上海解放了。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9年春，在上海的金融核心——中央银行，一枚编号为“C-221”的黄金锭静静躺在金库深处，它原本注定要被悄然装上货车，随军舰南下台湾，成为国民党溃退的“家底”之一，然而，命运在最后关头改写了它的归宿，这枚黄金最终未曾离开上海，成为新中国接管这座城市财政命脉的重要保障，而它能留下来的原因，归结到一个人——黄竞武。 黄竞武，1903年出生于上海川沙，父亲黄炎培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从小受到家学熏陶，他性格刚正，志向高远，求学之路颇为卓越，从清华学堂一路走到美国哈佛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他进入中央银行，担任稽核专员，表面上，他是国家金融系统中的一名高级官员，实际却是一名坚定的民主人士，活跃于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与中共地下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1949年春，国共内战已进入尾声，随着解放军节节推进，上海即将成为决胜的前线，国民党高层心知大势已去，开始秘密筹划撤离，同时悄然进行一项惊人计划——将中央银行所储存的大量黄金、外汇、美钞悉数运往台湾，黄竞武在日常的稽核工作中敏锐地察觉了这一异常，他发现，部分黄金在账面上被调拨，却并未进入正常流通渠道，反而多次出现“暂存”、“外运待批”等模糊记录，他的经验告诉他，这不是正常的财务操作，而是一场系统性的转移国家财富的阴谋。 他深知这批黄金对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是经济起步的基础，更是稳定金融、建立信用体系的根本支撑，如果这些黄金被带走，上海即使顺利解放，也将面临财政空壳的困境，于是，他开始行动。 他的第一步，是发动银行内部职工进行非正式罢工，作为稽核专员，他与多个部门有交集，利用工作便利，他暗中联络志同道合的同事，逐步扩大影响，他们以人手不足、手续未全、运输问题等理由，层层拖延调拨进度，原本一周即可完成的装运计划，被人为拉长至数周，令负责转移的高层焦头烂额。 与此同时，他还动用了自己在工商界和新闻界的人脉，将国民党秘密运金的计划有意无意地“外泄”，多家报纸在不久后纷纷刊登消息，社会舆论瞬间沸腾，市民在愤怒中议论纷纷，批评国民党临阵脱逃，企图掏空国家资产，在强大舆论压力下，这一计划在执行过程中被迫多次中止，虽未完全停止，但转移规模已大打折扣。 除了金融战线，黄竞武还积极参与政治策应，1949年初，他受命配合中共地下党，前往南京、苏州等地，试图通过老同学关系，策反汤恩伯部的军官，以减轻解放军攻占上海的军事阻力，他奔走于各地，游说、劝降、传递情报，每一次出行都是一次与死亡擦肩的冒险，与此同时，他还承担了另一项极为危险的任务，当父亲黄炎培因特务严密监视而无法动身前往北平参加政协筹备会议时，黄竞武主动提出假扮父亲，在特务眼皮底下制造假象，成功掩护父亲安全离沪。 这些举动虽充满智慧与勇气，却也让他暴露于敌人的视线之中，5月初，中央银行的特务已经开始对他进行全天候监视，黄竞武察觉动静后，第一时间将民建会的重要文件及人员名单秘密转移，他明白，这些资料一旦落入敌手，后果将是数百人性命不保。 1949年5月12日上午，黄竞武照常前往中央银行四楼办公室，门未落锁，一群保密局特务突然闯入，将他按倒在地，双手反绑带走，此后数日，他被关押于南市监狱，接受最严酷的审讯，保密局先是软言试探，继而施以酷刑，拔指甲、灌泥沙、老虎凳、电刑轮番上阵，他的右腿在一次暴力逼供中被踢断，指甲几乎全部剥落，脸部被打得血肉模糊，甚至被挖去一只眼睛，但他始终未吐露任何情报，只坚持一句：“我是银行职员，做了我该做的事，” 上海地下党得知他被捕后，紧急筹集黄金，并通过关系与毛森接洽，试图赎人，毛森一度表现出松动迹象，然而消息最终传至毛人凤耳中，他断然下令：“立即处决，”毛森为保自己，立刻执行命令。 5月18日凌晨，距离上海解放仅剩九天，黄竞武与其他十二位“重点犯人”被押上卡车，前往南市郊外一块事先挖好的空地，特务们将他们五花大绑，头戴布袋，逐一推进深坑，没有枪声，没有行刑命令，他们被活活掩埋。 信息来源： 《黄炎培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