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一个中午，王树声大将走进军区食堂排队打饭，发现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一口气端了五个搪瓷饭盒，挨个挑着最好的菜，那人见他盯着看，低声嘀咕一句：“别管，小心惹事。” 那年轻人嘀咕的声音不大，但在当时相对安静的食堂里，足够让周围几个人听见。王树声的脸瞬间就沉了下来。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布衣，夹在打饭的队伍里，确实不怎么起眼，那年轻人许是把他当成了哪个单位不起眼的老同志，言语间带着一丝被“窥探”后的不耐烦和警告。 王树声没再多言，但那双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眼睛里，已经燃起了不容置疑的怒火。他转身，步伐沉稳地走出食堂，心中的风暴却已然酝酿。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年轻人竟是某师师长的秘书，每日如此这般为“精心”打饭已是常态，食堂里甚至还为他们预留了一张“专桌”。 王树声心里的火“腾”地就烧了起来。他不是心疼那几口吃的，而是痛心这种不正之风对军队肌体的侵蚀。 几天后，一次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召开。没有冗长的开场白，王树声让工作人员把那五个油腻腻的搪瓷饭盒“哐当”一声顿在会议桌上。 他指着饭盒，目光如炬，扫过全场：“同志们，你们看看，这是给谁吃的？我们的战士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吃的什么？”全场一片死寂。 随后，王树声当场宣布了几条铁律：一、立即取消所有形式的特殊灶台和小灶桌；二、伙食账目接受全体官兵监督；三、成立监督小组，每月轮换；四、设立匿名举报箱，严查不当行为。 这场由“五个饭盒”引发的整顿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军区，食堂的风气焕然一新，官兵无不拍手称快，都说王司令是真刀真枪地在整顿，不搞花架子。 要理解王树声将军为何会对这区区五个饭盒大动干戈，就得从他走过的路说起。 这位从湖北麻城乘马岗走出来的放牛娃，是黄麻起义的参与者，大别山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闹革命那会儿，他们靠的是“三支半枪”起家，为了发动群众，他带头烧毁自家的地契，将土地分给农民。 面对鱼肉乡里、破坏农民运动的亲舅爹丁枕鱼，那个被称为“麻城北乡一只虎”的土豪劣绅，王树声没有丝毫手软，亲自带人将其捉拿归案，大义灭亲，他说：“亲舅爹也不能破坏革命！” 他啃过草根，嚼过树皮，在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后，孤身一人在腾格里沙漠中跋涉，饿了吃沙枣，渴了饮碱水，差点把命丢掉，幸得好心的当地人俞学仁相救，才辗转回到延安。 主席听说他回来了，在电话里激动地说：“你回来就是胜利！”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对特权、对腐化有着天然的警惕和憎恶。 新中国成立后，王树声历任要职，但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他与夫人杨炬约法三章，要守好“名位关”、“亲属关”、“享乐关”。 他自己一件旧布衣，办公室里一张木桌、一把旧椅，抽屉里常年是茶叶和几块饼干。国防部副部长的生活，简朴得像个大别山的老农。 他从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嗜好是家乡的大叶青茶和一碟老家风味的腌酸豇豆。 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时，他每天都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拿着饭盒去公共食堂排队。 外宾送的礼品，他一概上交国库，并对不理解的勤务员说：“公私分明，是我们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 他对家人要求也十分严格。夫人杨炬上下班路远，酷暑严寒都坚持挤公交，从没动用过他的专车。 儿子王鲁光结婚，他只给准备了一间房、一张床、两条棉被。警卫员看不下去，悄悄从单位借了些家具布置新房，被他发现后，严令立即送回，并教育儿子：“结婚是自己的事，不能动用公家的东西！” 老家的亲戚想通过他找工作、谋个一官半职？他总是说：“我的职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没有丝毫营私的权利。” 就连他为军报社选址，把原总军械部条件优越的大院让出来，也只是希望报社的同志们“不当败家子”，好好利用这个地方为党和军队的新闻事业服务。 当他的爱子王鲁光因车祸不幸高位截瘫，王树声在承受巨大悲痛的同时，得知肇事司机家境贫寒，上有老下有小，竟主动向相关单位表示不予追究其法律责任，只希望司机能吸取教训。 这种以德报怨的宽广胸怀，源于他那颗始终装着人民、装着国家的心。 所以，那五个饭盒在王树声看来，装的绝不仅仅是几道好菜，而是侵蚀军队肌体、败坏风气传统的“特权病毒”。 他常说：“阎王爷管生死，我管吃饭穿衣，都是要紧事。” 信息来源：长沙消防《王树声大将率全家守“三关”｜党史百年·天天读》 湖北日报《开国大将王树声：三支半枪闹革命 九死一生向苏区》 中国军网《我们的好邻居王树声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