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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定,袁世凯长子,早年趾高气扬,晚年却连窝头都吃不起。1950年,章士钊给毛主

袁克定,袁世凯长子,早年趾高气扬,晚年却连窝头都吃不起。1950年,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袁克定快饿死了,毛主席批了,说“给他点生活费”,还安排了工作,这事传出去以后议论纷纷:这个当年拼命撮合他爹称帝的人,怎么到了新中国反而还能得到照顾? 1950年,章士钊写信给毛主席,说袁克定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毛主席看完信,在批示上写了五个字:“给他点生活费。”不久,袁克定被安排了一份工作,终于能填饱肚子。 这件事传出来,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人不是当年鼓动他爹袁世凯当皇帝的那位“太子”吗?他怎么还会在新中国得到照顾? 袁克定晚年的生活,确实过得不体面。家产早已散尽,连窝头都吃不起。他每天清晨出门,穿着打补丁的长衫,走进单位食堂,排在队伍末尾。 他不会多说话,也没人和他攀谈。只有少数知情的人知道,他曾是那个差一点成为中国皇帝的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袁克定的境况更加艰难。日军进京后,多次派人登门,希望他能出面组建伪政权。对方开出的条件极其优厚,甚至说可以恢复他的“皇族”身份。 但袁克定一次次拒绝。他没有公开表态,只是冷淡地让人“请回”,门一关,再无人进得来。这些事情,他从没主动提起过。 而在几十年前,他的人生曾是另一番景象。那时的袁克定风光无限,是袁世凯最得意的儿子。 从小,他就接受最顶级的教育,家里请了外国老师教英语和德语,国学、兵法也不落下。袁世凯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示,未来袁家的大业,将由克定来继承。 不过这种风光只持续到1912年。那一年他外出骑马,不慎坠马昏迷。袁世凯夫妇第一时间派人找来中医,而不信任当时已在北京设立医院的西医。 几天过去,伤势加重,等中医赶到,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袁克定虽捡回一条命,但右脚严重受损,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 恢复行动能力后,袁克定开始变得敏感易怒。他明显察觉到父亲对自己的态度变了。袁世凯开始频繁召见其他儿子,甚至让几位亲信为他们撰写评语。袁克定心中焦急,却无能为力。 1914年,他跟随外交团队出访德国,受到了皇帝威廉二世的接见。威廉言谈之间多有提及“皇权复辟”之类话题,袁克定听得入迷。回国后,他开始不停游说父亲恢复帝制。 他说:“民国不稳,唯有皇帝才能定天下。”袁世凯心中本就有这份野心,如今听到儿子连日劝说,更加坚定了称帝之志。 1915年底,袁世凯正式宣布恢复帝制,改元“洪宪”,自封中华帝国皇帝。袁克定则成了默认的“太子”。 这原本应是一家人走向巅峰的起点,然而全国反对声浪如潮,舆论、军政、地方势力全部反弹,短短三个月后,袁世凯便宣布取消帝制,几个月后郁郁而终。 帝制梦碎,袁家迅速走向衰败。袁克定失去了太子之位,也失去了政治立足点。他和兄弟姐妹靠变卖祖产度日,后来连字画和藏书也陆续出手,甚至连祖坟地契都被变卖。 为了维持基本生计,他曾在天津办过小工厂,也试图开设家族私塾,无一成功。再后来,抗战结束,民国政局动荡,袁家已无立足之地。 新中国成立后,袁克定没被清算,反而被接济。这引发了不少争议。有人写信质问,为什么要照顾一个曾经的“帝制余孽”? 但毛主席的态度很明确——那是历史问题,和现在无关。他的命令传达下去,袁克定被安排了一份图书管理的轻松工作,按月领生活补助。 他不再言政,也极少与人交谈,只是每天安安静静坐在馆里,帮人登记借书。他的右脚一瘸一拐,但走得稳。有人说他有悔意,也有人说他只是老了。 晚年的袁克定住在北京一个老旧的胡同里,房子是单位分的,家具简单,靠墙堆着几箱发黄的书。偶尔有熟人登门,他总是说:“你来了就好,别提以前的事。” 他没有子嗣,也没有留下多少私人遗物。1958年病逝后,单位帮忙料理了后事。没有追悼会,没有新闻报道,只在墙角贴了一张讣告。 这样一个曾在帝制风口浪尖、也曾在历史夹缝中挣扎求生的人,最终安静离开,像他晚年图书馆那本旧账本上的名字,一笔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