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陈芝秀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私奔。没想到19年后，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与女儿相遇，此时她已下嫁工人。她对女儿说了一句话，让女儿深感理解，还每月寄钱给她。 陈芝秀是出身书香门第的江南才女，在雕塑上天赋异禀，后来更是考入了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专攻雕塑。 她与彼时同样在法国求学、风流倜傥的常书鸿相遇相爱，两人在艺术的国度里喜结连理，并于1931年生下了女儿常沙娜，沙娜”二字，便是取自巴黎塞纳河的谐音。 1935年，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翻阅到一本伯希和所著的《敦煌石窟图录》。那一刻，他被祖国竟有如此辉煌灿烂的艺术宝库深深震撼，一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身为炎黄子孙的自责油然而生。 “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他毅然决定放弃在法国已取得的成就和优渥生活，回国去敦煌！ 尽管陈芝秀万般不愿，但在丈夫的坚持下，她还是带着孩子随他回到了烽火连天的祖国，一路辗转，先至重庆。 1943年，当常书鸿作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者和首任所长，终于要举家迁往敦煌时，陈芝秀彻底崩溃了。 生活上的艰苦超乎想象：没有电灯，只能点油灯；食物匮乏，常年吃的是白水煮面配盐和醋，因为当地水质含碱量太高，需要醋来中和；住所是土坯垒成的破庙，冬天滴水成冰却没有任何取暖设备。 让她难以忍受的是丈夫常书鸿，他全身心都扑在了那些残破的壁画上，成了“敦煌的痴人”，对她和家庭的关怀与日俱减。 于是，当研究所的同乡出现，给予了她些许久违的关注和“体贴”时，她选择了逃离。 妻子的离去对常书鸿是沉重的打击，他曾不顾一切骑马去追，结果体力不支昏倒在茫茫大漠中，险些丧命。但个人的悲痛，并未动摇他守护敦煌的决心。 他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到了莫高窟的保护与研究中。他刚到莫高窟时，这里是什么样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 洞窟里积沙深厚，许多壁画被白俄士兵生火做饭熏得漆黑，有的壁画甚至被外国“探险家”如华尔纳用胶布野蛮剥离盗走，大量珍贵文物早已流失海外。 常书鸿带领着第一批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员，在这片荒漠中开始了筚路蓝缕的拓荒工作。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理洞窟内外的积沙，这项工作他们和民工一起苦战了两年，清除了近十万立方米的流沙。 在缺衣少食、与世隔绝的环境下，日复一日地从事如此艰苦细致的工作，没有对艺术深入骨髓的热爱和超乎常人的毅力是绝对无法坚持的。 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在敦煌临摹壁画两年多后离开时，曾对常书鸿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啊！” 常书鸿却甘之如饴，他就是凭着那股“杭铁头”的倔劲，硬是在这片不毛之地撑起了一片艺术的绿洲。 幸运的是，在陈芝秀离开后，另一位女性走进了常书鸿的生活。1946年，常书鸿在重庆为研究所招募人才时，年轻的女画家李承仙被常书鸿对敦煌的执着深深打动，毅然报名。 她后来回忆说：“常书鸿才华横溢，命运多舛，因痴迷敦煌，被妻子离弃。我对他同情、尊敬，愿与他共命运。我们都是敦煌痴人，这是缘分。” 李承仙来到敦煌后，成为了常书鸿的得力助手和生活伴侣，两人相濡以沫数十年，共同为敦煌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 常书鸿的一生，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赞誉：“筚路蓝缕，厥功至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他不仅抢救、保护了大量的敦煌文物，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敦煌研究人才，更通过展览、著述，将敦煌艺术的辉煌呈现给世界。 1982年，常书鸿调任北京国家文物局顾问，但他的心始终萦绕着敦煌。他在北京的家中挂满了风铃，只为在风起之时，能听到那熟悉的声音，仿佛又回到了莫高窟九层楼的屋檐下，聆听着大漠的风声与铁马的叮咚。“夜夜敦煌入梦来”，是他晚年最真实的写照。 1962年，当陈芝秀在杭州与女儿常沙娜重逢，说出对不起他们，可是她不能只怨一个人，身为丈夫的常书鸿也有责任。 她不是不爱孩子，也不是不曾爱过丈夫，只是她终究没能承受住那份理想背后太过沉重的代价。女儿常沙娜选择了理解和原谅，每月偷偷给母亲寄钱。 常沙娜后来也成为著名的艺术设计家和教育家，她从敦煌壁画中汲取了无尽的艺术灵感，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父亲的敦煌情缘。 1994年，常书鸿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一部分埋在了他魂牵梦萦的敦煌莫高窟，墓碑上镌刻着赵朴初先生题写的五个大字“敦煌守护神”。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常书鸿：此生只为敦煌》 新周刊《三个敦煌守护人：把莫高窟搬到西湖边》 中青网《敦煌守护者一一父亲常书鸿与敦煌的历史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