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四川天空中敌机轰鸣。八岁的梁从诫抓着母亲旗袍下摆哭问：“日本人来了怎么办？“林徽因蹲下身，指着院墙外：“我们家后面就是扬子江。“ 林徽因，1904年生于杭州，家境优渥，父亲林长民是学者型官员。她从小接受良好教育，1916年进北京培华女子学校，1920年随父赴伦敦，入圣玛丽女子学校，英语流利，对建筑艺术萌生兴趣。1924年，她赴美国宾大攻读建筑学，兼任助教，奠定了专业基础。1928年，她与梁思成结婚，二人携手研究中国古建筑，足迹遍布190个县，考察2738座古建筑。1937年，他们在山西发现唐代佛光寺大殿，震惊学术界。 战乱打断了一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林徽因一家被迫南迁。从北平到天津，再到昆明，最后落脚四川李庄。潮湿的环境让她的肺病恶化，但她没停下工作，常在病榻上翻阅文献、修改图纸。战后，她任清华教授，参与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直到1955年病逝，年仅51岁。2024年，宾大追授她建筑学学士学位，算是对她一生的肯定。 梁从诫，1932年出生，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长子。1937年，他才五岁，却已随父母经历了战火纷飞。1940年，全家定居李庄，他亲眼见母亲在病痛中坚持学术，深受触动。那时的四川，敌机时常盘旋，他幼小的心总被不安占据。战后，他考入北大攻读历史，后来成为历史学家。1994年，他创立“自然之友”，是中国首个官方认可的环保组织。他推动禁伐政策、保护藏羚羊和原始森林，直到2010年去世，享年78岁。他的环保事业，像是对母亲坚韧精神的延续。 1937年夏，抗日战争的战火烧到四川。那是个动荡的年份，日军铁蹄步步逼近，空袭成了家常便饭。八岁的梁从诫还不懂战争的全貌，但他能感觉到恐惧。那天，敌机轰鸣划破天空，他慌乱中抓住林徽因的旗袍下摆，眼泪止不住。林徽因停下手头的事，蹲下身，指着院墙外的扬子江说：“我们家后面就是扬子江。” 这句话简单，却意味深长。她没讲大道理，也没否认危险，只是用扬子江的存在安抚儿子。那条江，不仅是地理上的屏障，更是她对未来的信念——再难的日子，总有出路。这不是空洞的安慰，而是她作为一个母亲、一个知识分子的智慧体现。 1937年后，林徽因一家开始了逃难生涯。从北平出发，他们先到天津，又辗转至昆明，每一步都伴随着轰炸和离别。1940年，他们在四川李庄安顿下来。那是个偏僻小镇，生活条件恶劣，林徽因的肺病因此加重。她常熬夜研究建筑，身体每况愈下。1942年，敌机再次威胁四川，十三岁的梁从诫又问起未来。林徽因淡然回答，家门口有扬子江，念书人总有路。她的话，既是给儿子的鼓励，也是对自己信念的重申。 战后，他们回到北平。林徽因投身教学和设计，1952年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项目。她带病工作，常咳嗽不止，却坚持完成浮雕设计。1955年，她去世，留下未竟的事业。梁从诫则在学术和环保领域接过母亲的接力棒。 扬子江在林徽因的话里，不只是一条江。它是1937年那个危急时刻的希望符号，是中国人在战乱中求生的依靠。林徽因用它安慰梁从诫，也在传递一种态度：无论环境多恶劣，知识分子都要守住底线，为文化和未来出力。这条江，见证了他们的颠沛，也映照出那个年代无数中国人的韧性。 梁从诫晚年常提起母亲那句话。他说，那是她教他困境中也要有信念的起点。他后来搞环保，像是在用行动回应母亲当年的期望——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