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2年起，为建设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15年内往返美国10次，募捐筹款，其中一次就募得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大地上，有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成天忙着盖学校，此人名叫司徒雷登，从小在杭州长大，爹妈都是传教士。 他放着美国好日子不过，非要跑到中国折腾教育，可还别说，人家这一折腾还真折腾出名堂来了。燕京大学的校园是他亲自选的，把清华园旁边的废园子改造成古色古香的宫殿式建筑群，连未名湖的名字都是他琢磨出来的。他见中国学生穷，就到处拉赞助设奖学金，学生们背后喊他“司徒老爹”，确实是把中国当成了第二故乡。 但话说回来，司徒雷登的热心肠背后，多少带着点西方传教士的“使命感”。他爹妈来中国传教，他从小就跟着学中文、吃油条，骨子里觉得“拯救中国”得靠西方文明那一套，办大学既是做慈善，也是播撒基督教文明的种子。就像他募捐时总跟美国富豪说“中国需要我们的帮助”，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其实藏着文化渗透的影子。后来燕京大学虽然培养了不少人才，但课程里塞满西方哲学、宗教课，连图书馆的英文书都比中文书多，这到底是帮中国还是在复制美国校园？更关键的是，抗战时期他当美国驻华大使，夹在国共之间搞调停，最后灰溜溜离开中国，留下《别了，司徒雷登》的名篇，也让后人看清：他的“中国情结”，终究没跳出美国对华政策的掌心。您说，这样一个把半生心血留在中国的外国人，该算“中国通”还是“文化使者”？他的故事，其实藏着近代中外交流里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