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北京一名18岁少年，因抢了路人1顶帽子被判流氓罪，并处以死缓，他积极参与劳改，但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牛玉强，1965年出生在北京东城区的工人家庭。家里条件一般，爸妈都是厂里的职工，父亲修机器，母亲纺纱，下面还有俩妹妹。父母忙着上班养家，管他就没那么严。小时候他挺老实的，上学也不惹事，可到了初中就不行了，成绩稀烂，老师说他心思不在学习上。1980年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爸妈想让他找活儿干，可那年代没文凭没技术，工作哪那么好找？牛玉强就这么闲下来了，整天在宿舍大院晃荡，后来跟一群不上学也不上班的小青年混到了一块儿。 这帮人给自己起了个名号，叫“菜刀队”。听起来挺唬人，其实就是从家里偷点菜刀铁棍，揣着到处显摆。他们常在东城胡同里转悠，欺负小贩，抢点水果糖块啥的，有时候还跟别的团伙干架。牛玉强岁数最大，但不是老大，跟着后面凑热闹，喊两嗓子或者递个家伙就算参与了。家里人看他不学好，骂过几次，可他压根不往心里去，照旧跟这帮人混。 1983年5月的一天，牛玉强跟几个同伴在朝阳区慈云寺大街上闲逛。那天天气不错，街上挺热闹，小贩叫卖声不断。他们蹲路边抽烟，没事儿干，一个同伴指着个戴军帽的中年男人说那人看着拽，另一个就起哄让牛玉强去抢帽子。牛玉强一听，扔了烟头就上了，冲过去一把扯下那人的帽子，还举起来甩了几圈。中年男人急了，扑上来抢，俩人扭打起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同伴也冲过去帮忙，几个人把那男人打倒在地。有人喊报警，警察很快就到了，把他们全抓了。 到了派出所，牛玉强还不承认，可证据摆在那儿——路人指证、同伴招供，帽子上的指纹也对上了。警察查下来，这“菜刀队”之前没少干坏事，砸过摊位玻璃，抢过路人物品，正赶上1983年“严打”，政府对这种事儿一点不含糊。牛玉强的行为被定性为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够得上流氓罪。 几个月后，法院判了。法庭上列了一堆罪名，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啥的，依据的是1979年《刑法》第160条，直接给牛玉强判了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8岁的小伙子，就因为抢个帽子，人生直接掉进坑里。判决下来，他被送到了新疆石河子监狱。 那地方在戈壁滩上，条件苦得要命。夏天热得喘不上气，冬天冷得手脚冻僵。牛玉强被分到水泥厂干活，每天搬重物，尘土满天飞，衣服头发全是灰。刚开始他不服管，顶过狱警几句，被罚站好几小时，后来慢慢老实了，开始认真干活，甚至超额完成任务。1986年有次沙尘暴，他冒着风沙固定了一台差点被埋的机器，立了个功，刑期从死缓改成了无期。1990年又因为表现好，减到18年有期徒刑。 可干活再卖力，身体也扛不住了。长期吸灰尘，他肺坏了，咳嗽得厉害，痰里带血，晚上还发高烧。监狱医院查出是重度肺结核，右肺都烂出洞了，随时可能没命。1990年10月，他申请保外就医批下来，家里拿祖传瓷器担保，把他接回北京。 回到北京，牛玉强日子过得低调，每月去派出所报到，尽量不惹事儿。他发现城市变样了，胡同里摩托车多了，自行车少了，小卖部也变成了花花绿绿的店铺。可他身体太差，咳嗽没停过，家里攒的那点钱都拿去买药了。他偶尔帮邻居修修自行车，挣点小钱。1997年刑法改了，流氓罪没了，那年香港回归，全国高兴得不行，牛玉强也结了婚。媳妇是纺织厂的，街道介绍的，婚礼没啥排场，就在家摆了几桌。他俩租了个小屋，日子紧巴巴，后来生了个儿子，家里总算有点盼头。他还开始自学法律，攒了点旧书，天天翻，想搞明白自己的案子。 但法律这东西，不是看看书就能弄懂的。流氓罪是废了，可老案子还得按老法办。监狱1999年和2001年给他发过返狱通知，可地址老出错，他没收到，也没主动联系，以为自己没事了。派出所那边管的人也换了好几拨，报到慢慢成了走过场。 2004年，麻烦找上门了。一天早上，警察直接敲门，说他没返狱算逃犯，得回去接着服刑。牛玉强懵了，想解释，可没用，直接被带走。家里就剩媳妇抱着孩子发呆。那之后，他又被送回监狱，刑期断断续续拖着。 2020年，他终于出来了，55岁，满头白发，身体垮得不行。北京的高楼车流让他觉得陌生，他找了个杂工活儿干着，偶尔跟老邻居聊聊过去。从抢一顶帽子开始，三十多年过去，他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照出法律和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