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农民种地都有个 “黄金时间”。以前的人们在田里摸爬滚打，慢慢发现，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和天气、季节紧紧绑在一起。 就像老话说的 “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种庄稼要是赶不上好时节，早了晚了都不行，最后收成就会大打折扣。 《任地》提到，老天爷安排的时节、土地长出的粮食，都有自己的规律，不会因为人的想法改变。那古人到底是怎么摸清这些种地门道的呢？   对于农作物的田间管理，《辩土》中提出要防“三盗”。“三盗”就是所谓“地窃”、“苗窃”、“草窃”。“地窃”是土地没有修整，不宜于作物生长;“苗窃”是禾苗生长不好;“草窃”是指杂草丛生。   因此必须除此“三盗”“而后粟可多也”。在秦国出现这样专门总结农业生产的科学著作，充分证明农业生产技术的显著提高。   由于牛耕的推广和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   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甘肃陇东、陇西地区利于农作物生产的河谷地带被开发出来，变成稳定的旱作农业区。到战国末期，农业生产不论是单位面积和总产量，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吕氏春秋》中记载:“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   (《上农》)上田不仅“一人治之”可“食九人”，而且“六畜皆在其中”，还有余粮饲养家畜，这无疑反映了生产水平提高后的秦国实际情况。   秦国粮食生产不仅保障本国食用，而且也满足不断扩大的土地上之人口所需要，秦国的富庶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其它诸侯国，“秦富天下十倍”，从而为统一中国准备了物质前提。   秦始皇帝“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统一了中国，从而奠定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甘肃西部河西走廊是月氏、乌孙、匈奴民族控制的范围。古代祁连山地区森林密布，《西河旧事》云:“祁连山、张掖、酒泉二界之上。东西二百里，南北百余里。山中冬温夏凉。宜牧羊”。   月氏人活动在祁连山至敦煌之间，在月氏人以西有乌孙人，都过着逐水草而居、以毡帐为室、以肉为粮、以奶酪为浆的游牧生活。   《汉书·西域传》记载河西地区乌孙的情况说:“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木。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   “月氏国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寻生如故”。可见，月氏的畜牧业是相当发达的。当乌孙人、月氏人陆续西迁后，河西地区便成了匈奴人的游牧场所。   匈奴利用河西天然丰富的草场，从事畜牧业生产。汉武帝收复河西后，匈奴人悲歌-曲:“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藩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忧伤怀念之情溢于言辞，足见河西走廊在匈奴族主要的生活方式—畜牧业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月氏、乌孙、匈奴所牧养的牲畜以马、牛、羊为主。此外，还有骆驼、驴、骡等。   秦人也以畜牧业起家，“非子居犬丘(今甘肃天水地区)，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渭之间，马大蕃息”。   秦国在发展农业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畜牧业生产。战国时期，如果没有较为发达的畜牧业做支撑，秦国就不可能在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牛耕技术。   河陇东部地区是秦代官营畜牧业的主要基地。秦朝建立以后，始皇帝于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陇西(今甘肃临洮)诸郡设置牧师苑即官营牧场，由“牧师令”负责，为政府经营畜牧业。   “秦简所示，县有苑啬夫，皂啬夫，在其下有苑计(主苑中经济，马牛登记注册，常以司马令史掾充任)，在苑啬夫之上，县设司马一职，专理牧业。   这是地方上的国营牧业组织机构系统。……中央、王室，仅就秦简所示，即有‘大厩、中厩、宫厩马牛’等牧业系统。   除了各级政府机构苑囿圈养牧放之外，国家还组织有‘将牧公马牛’游牧于各地的大牧群。这些公马牛，除了供军需、官府车骑乘用以及交通运输之外，就是‘以牛田’于国营耕地，同时，也假借于民间。   如睡虎地秦简《司空律》云:‘官府(假)人，食牛不善’即指此类。”同时，在秦律中制定了许多管理考核畜牧业生产的法规内容，“内史课县、大(太)仓课都官”，充分证明统治者非常重视畜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