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国军少将陈孟熙，走进一家商店购物，忽然老板塞给他一封信，打开看后，却脸色骤变，老蒋悬赏通缉的江西红军首领要来上海，请他接待一下，陈在心中不禁自言：二弟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命也不要了！ 陈孟熙口中的二弟就是陈毅，上海一行，他重任在身，要向周总理汇报红四军方面的消息。 但当时国民党对中共迫害异常凶猛，上海更是特务林立，更何况，在大革命国共合作时，陈毅与许多国民党人都打过交道，老蒋又在通缉他，他却执意要到上海来，这不是深入虎穴吗？ 不过陈毅既然来，当然是有备而来。 陈毅在上海有两位“保护神”，一位是他的胞兄陈孟熙，时任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另一位是他的堂兄陈修和，当时在上海兵工厂工作。 陈毅有亲兄弟两人，陈毅排行老二，兄长陈世禄，字孟熙；小弟陈世勋，字季让，外加四个亲妹妹。 堂兄弟有三人，分别是：陈修和、陈世泽和陈世亨。陈毅与陈修和、陈孟熙年纪相近，三人接触较多，感情很深。 兄长陈孟熙曾和陈毅一起赴法勤工俭学，后来他们因参加工人运动，被法押送回国，之后就读于北京中法大学。 当时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们连年混战，搞得民不聊生，陈孟熙对北洋政府毫无好感，因而辞学，之后找到堂兄陈修和，二人一起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第五期学员。 陈毅当时已秘密加入中共，也曾想动员兄长信仰共产主义，但怎奈当时中共力量弱小，兄长衡量后，还是选择了追求孙中山先生。 尽管兄弟们身处不同阵营，但他们兄弟间的情谊从未因政见不同而有半点淡漠。 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黄埔军校开办了武汉分校，陈孟熙、陈修和二人随部队进驻武汉，并在他们的安排下，小弟陈季让也考上了黄埔六期。 这一时间，陈毅刚好被调到武汉中央军校政治部工作，兄弟四人意外聚到了一起，坐在一起自然少不了一番争论，争上头时，陈毅能把哥哥批得大哭，但争论归争论，过后还是亲兄弟。 1927年，老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四处以“清党”的名义清除异己，汪精卫在武汉也没闲着，宣布“分共”，白色恐怖很快笼罩了武汉。 汪撤销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员被迫提前毕业。陈孟熙投入四川军阀刘存厚部；陈修和从军校退学，后来做过老蒋的侍从官，又被派去法国学习了军械制造；陈季让则选择回乡，一面照顾父母，一面教书；而陈毅则赶往南昌参加起义，兄弟四人就此分别。 想不到，哥哥已是刘存厚部的少将，驻上海任政治代表。陈毅8月下旬受命要去上海开会，于是便辗转与他取得了联系，有了开篇那一幕。 陈孟熙收好信件，就去找了陈修和，二人准备接应陈毅，保障他在上海的安全。 8月26日，陈毅乘坐轮船抵达上海杨树浦码头，陈毅一身工人打扮，一出舱便看到身穿高级军服的二位兄长，二人也看到了他，陈毅刚走近他们，陈孟熙便轻声说：“你真是胆大包天！” 陈毅则幽默地说：“背靠大树好乘凉么，我有什么怕的”。二人带着陈毅通过了稽查口，驱车将他送到了英租界提前租好的新苏旅馆。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还为陈毅赶制了一套西装，搞到一枚兵工厂的徽章，把他打扮成一个国民党的科级干部，别人问起，就说是“表哥”。 他们知道陈毅此次前来必定是办大事的，但从不过问，只是要求他，不论是会客还是外出访客，都要他们“陪同”。 上海风声很紧，陈毅刚到两天，就有一批中共人士被逮捕，但陈毅一直坚守了一个月，时而穿着长衫，时而西装革履，在两位国民党要员的陪同下，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弄，并顺利与周恩来接上了头。 9月的一个周末，临时住在新苏旅馆的陈孟熙邀请了不少高官名流，聚集在此打牌，陈修和则一边招待来客，一边察看着门外的情况。 而在陈孟熙隔壁的卧室套房里，陈毅正在和周恩来会面，他们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安全地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陈毅向周汇报了井冈山根据地关于红四军内部前委的诸多情况。 在随后的半个月里，由周安排，陈毅还会见了不少社会各界人士，向他们介绍江西苏区的情况，有力地向外界证明，共产党不仅没有被蒋军消灭，反而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 10月初，在两位兄长的掩护下，陈毅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当他离开上海时，陈毅与他们紧紧地握手告别，并说： “我1919年第一次到上海时，是个穷学生；时隔十年，再次来到上海时，是个被通缉的‘共匪’，但我相信，再过10年、20年，我再到上海时，迎接我们的一定会是上海人民。”，兄弟们又经历了一次聚散。 1949年5月，陈毅作为第一位上海市长进驻上海；10月，陈修和把全东北的军工企业和大量军工物资交到了人民手上；12月，陈孟熙率部在四川乐山起义；小弟陈季让也在四川为迎接解放军，与各界人士努力维护治安。 陈家四兄弟，在历史变革时，尽管人生各有曲折，但最后殊途同归，都走上了建设新中国的奋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