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14日，德国赫林根的秋雾中弥漫着松针的香气。隆美尔站在别墅二楼窗前，望着院子里那棵老橡树。三年前，他亲手种下这棵树，如今枝桠已扫到窗台。楼下传来皮靴叩地的声响，他知道，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爸爸，他们来了。”十五岁的曼弗雷德站在楼梯口，声音发颤。隆美尔转身，军靴碾过一片飘落的橡树叶。这个总爱跟着他看地图、用树枝在地上画战线的男孩，此刻攥着他的旧怀表，表壳上还留着北非沙粒的划痕。

“过来。”隆美尔蹲下身，手指抚过儿子眉心的小痣，那是他出生时在产房里用钢笔点的标记。曼弗雷德记得，父亲总说这颗痣像沙漠里的驼队脚印，“记住，不管发生什么，勿忘我爱你。”这句话他重复了八次，每次隆美尔出征前都会这样说。

走廊里传来皮靴声的回响，隆美尔站起身，军大衣下摆扫过窗台的橡树叶。他知道，门外站着的是希特勒的“特别访客”，两个穿黑制服的军官，怀里揣着的不是勋章，而是装着氰化钾的玻璃管。

“元帅阁下，时间不多了。”为首的军官掀开帽子，露出左脸狰狞的刀疤，那是北非战场上被英军弹片留下的。隆美尔认得他，是党卫军的特派员，上周刚在他指挥部里拍过他女儿的照片。

“让我和儿子单独待十五分钟。”隆美尔的声音像北非沙漠的风，干燥却有力。军官对视一眼，退到门外。走廊的脚步声渐远，隆美尔听见自己心跳如战鼓。

曼弗雷德扑进他怀里，这个总被他扛在肩头的小子，此刻轻得像片羽毛。“爸爸，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孩子的手摸着他胸前的铁十字勋章，那是1914年他在法国战场捡回的弹片熔铸的。

“因为爸爸打了胜仗。”隆美尔吻了吻儿子的额头，“打赢了法国人，打赢了英国人，甚至把美国人赶出了北非，可赢太多仗的人，有时候会被当成麻烦。”

曼弗雷德似懂非懂，他记得父亲书桌上的地图，北非的撒哈拉沙漠被红笔圈了又圈，旁边写着“沙漠之狐”四个字，那是英国报纸给他的绰号。他也记得，上周父亲在晚餐时摔了叉子，因为收音机里说“元首的闪电战遇到了麻烦”。

“他们说我反对元首。”隆美尔蹲下来，与儿子平视，“说我想要开放西线，让士兵回家。可爸爸只是不想再看到更多像你这样的孩子，还没学会骑自行车就学会举枪。”

曼弗雷德的眼泪砸在父亲军靴上，他想起上个月在柏林街头，看见三个穿灰制服的男人押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那学生的书包里掉出半本《我的奋斗》，被当街撕成了碎片。

“爸爸，你会没事的。”孩子抽着鼻子，“你是沙漠之狐，你是元帅，你是我的英雄。”

隆美尔笑了，他想起1941年登陆北非那天，海风卷着沙粒打在脸上，他站在装甲车顶，对士兵们喊：“我们不是来征服的，是来结束这场战争的！”那时他的头发还没白，军靴上沾着撒哈拉的红土。

“曼弗雷德，去把妈妈的相册拿来。”隆美尔摸了摸口袋，里面装着妻子的照片，她在慕尼黑种玫瑰，总说他的军装上沾着太多血，该换件干净的衬衫。

男孩跑上楼时，隆美尔听见自己的怀表在响。那是曼弗雷德十岁时送他的礼物，表盖内侧刻着“爸爸是超人”。他打开表盖，指针停在三点十七分，和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时的同一时刻。

“该走了。”军官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隆美尔整理好军大衣的领口，把怀表塞进曼弗雷德手里：“替爸爸保管好，等战争结束，带妈妈去看日内瓦湖的蝴蝶。”

曼弗雷德攥着怀表站在楼梯口，看着父亲走向门口。两个军官挡住了他的视线，但他听见父亲说：“告诉元首，我隆美尔的死，是为了德国还能剩下点体面。”

门关上的瞬间，曼弗雷德冲下楼，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风卷着橡树叶打在墙上。他摸出怀表，表盖内侧的字迹被泪水晕开：“勿忘我爱你。” 三天后，隆美尔的死讯传遍德国，曼弗雷德在报纸上看见父亲的遗照，照片里的他穿着沙漠迷彩服，嘴角带着熟悉的笑。报社编辑在文章里写：“沙漠之狐陨落，纳粹德国失去最后一头雄狮。”

多年后，曼弗雷德站在赫林根的老橡树下。树已经长得很高，枝桠扫过他女儿的发梢。他把父亲的怀表放在树洞里，表盖内侧的字迹依然清晰：“勿忘我爱你。”

风穿过树林，带来若有若无的硝烟味，曼弗雷德知道，父亲的死从来不是“叛国”。他只是太清楚，当一个将军的荣耀超过了一个国家的底线，所谓的“忠诚”，不过是上位者手里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