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韩钧司令得知发现了日军的佐佐木勋小组，当即决定派出3个团去攻打。有人嘀咕着：“对方也就百把来人，派3个团，是不是有点……” 韩钧眼睛一瞪，大声吼道：“我要给副司令员报仇！” 韩钧时任八路军晋绥军区第八分区司令员。 那年4月，他站在石沙庄的山梁上，拿着望远镜，望着蜿蜒的山道。他右耳下方有一道两寸长的伤疤，在太阳下特别显眼，那是1938年雁门关伏击战时留下的。 这道伤疤是勋章，更是仇恨的印记。1942年那会儿，鬼子搞“蚕食”，扫荡特别疯狂。八分区的日子不好过，牺牲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副司令员那次，死得太惨烈，据说是被佐佐木那伙人抓住后折磨死的。这伙鬼子是块硬骨头，特别行动队性质，精得很，装备也好，全是三八大盖和歪把子，缩在临时构筑的工事里，像一群扎手的毒刺猬。老韩心里那团火啊，几个月了就没熄过，副司令员的笑脸时不时就在眼前晃。听见佐佐木的名字，他眼睛里那光，能把人烤化。 有人说韩司令这决定过火，3个团打百来人，杀鸡用牛刀？账不是这么算的。打仗不是做算术题，人多人少不是唯一。要的是个“全歼”！要的是给牺牲的副司令员和无数乡亲们出口恶气！更要打掉这股鬼子的嚣张气焰。咱们的团，武器比不上，好多战士手里拿的还是老套筒、大刀片子。靠着人多，层层围上去，把那股鬼子死死摁在石沙庄那道山谷里，才能把他们吃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老韩站在山梁上，望远镜捏得紧紧的，手指关节都发白。山谷下的枪声爆豆子似的响，喊杀声震天。他派了人从两边的山腰迂回下去包饺子，就是要让佐佐木这龟孙插翅难飞。 仗打赢了，老韩站在硝烟未散的山顶，那道伤疤在尘土里依旧扎眼。他在想什么？是牺牲战友的面孔？是乡亲们企盼的眼神？还是下次该怎么咬碎下一颗鬼子扎进来的钉子？战争就是这么血淋淋的复杂，指挥员的心，往往在仇恨和责任之间反复被拉扯。能用最小的代价讨回最大的血债，才算真正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