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李叔同回国后，在房间挂了一幅日本女子的裸体画，妻子俞氏每次看见都忍不住恶心。可当她得知画中人是谁后，当场痛哭流涕。 画悬在书房正中，迎门一看，女子袒胸露肩，眼神柔和，肌肤白皙。俞氏每次进门都偏头，不敢多看。恶心、羞愤、嫌弃，混在心头一股脑地往上冲。不是不懂画，也不是没见过西洋油画，而是这幅太真，太直接，太不像话。可李叔同偏偏日日面对，神色自若，还时常坐在画前凝视半晌，像在回忆什么。 俞氏受不了。有天夜里，她站在画前盯了很久，越看越心乱。女子身上那种隐约的熟悉感越发强烈，像一根钩子，死死挂在她心头。直到一位旧识登门，说漏了嘴。画中那人，是李叔同在东京的旧人，不是模特，不是艺术合作，而是陪读三年的日本女子，是妾，是情，是他心头最软那一块。 俞氏听完，当场腿软，跪倒在地，眼泪夺眶而出。这不是画，是李叔同从东洋带回的记忆，是他不愿忘却的旧爱，是她进不了的那段过往。 故事往前追，要从留学那年说起。李叔同赴日本学画，进的是东京美术专门学校。他穿长衫、束发髻，一脚踏进西洋艺术世界。当时国内还在争“裸体写生”是否有伤风化，李叔同已经在教室摆上人体模特，拿炭笔描线、蘸油彩上色。同学哗然，老师赞叹，他却像没听见，一心一意琢磨光影与比例。 那年春天，他在一场画展上邂逅春山淑子，一个学中文的日本女子。她温婉、沉静、略通书画，讲得一口流利汉语。两人交往迅速，很快同居。她不是妾，也不是妻，但从清扫、洗衣、买菜到端茶、抚琴，一应服侍，俨然一个东洋式的知己伴侣。她曾为李叔同做模特，画过几次裸体，那副挂在书房的画像，就是那时候的作品。 留学结束，李叔同要回国。春山淑子原以为能同行，却被温言拒绝。他说此去前程未卜，愿她留日自安。她没吵，也没闹，只是送他上船时，站在码头，鞠了三个躬，转身离开。李叔同看着她的背影，直到人影没入人群，才转头上船。 画就是那之后完成的。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出那张素描，描线、打底、铺色，一笔一笔，把她定格在画布上。那双眼，那微微上扬的嘴角，还有那一丝含蓄的羞涩，全都复原在画面里。他不画裸女，他只画她。 俞氏不懂这些。她是被家中安排嫁来的，门第相当，性格温婉。李叔同婚后并不冷淡，对妻子也算有礼。但日久天长，她察觉两人间总隔着一层。他看书、作画、教书都投入极深，唯独面对家常事物时，常显出漫不经心的疏离。她试图靠近，他却总像离她一尺远。 后来画挂上墙，问题便全爆出来。她问，他不答；她闹，他沉默。直到真相揭开，她才恍然：不是她不够好，是有人早已住进了那人的心。 可悲的是，那人已不在。春山淑子留在日本，后来嫁给一位医生，过了平静的生活。而这边厢，俞氏留守旧宅，守着那幅画，看着那张脸，忍着那段自己插不进的过往。 李叔同不是薄情之人，也不是风流画家。他对春山是情，对俞氏是礼。情与礼之间，他选了礼，但把情挂上了墙。这种分裂的选择，是那个时代文人最常有的无奈。他一边讲道德，一边画裸女；一边劝人勤俭节义，一边念着旧人。 几年后，他放下画笔，剃发出家，成了弘一法师。世人惊异，他却说，是缘尽了。他写《送别》，唱《悲欣交集》，断荤酒、弃情欲，把人生收进佛经里。俞氏留在尘世，独自照顾孩子，从没再踏进他的世界。 画还在。多年后，有人见到那幅画，被那种温柔的笔触震住。可谁也不知，那画背后，是一段跨越国界的深情，是一个被放下却从未忘记的女人。 春山未老，淑子未忘。李叔同画下她的青春，也画下自己的惘然。俞氏看着那画，哭的是自己，痛的却是那个她永远赶不上的影子。画中人不语，画外人千言。 故事就停在那幅画上。一幅画，一段情，一个人，一生痴。李叔同用画记住爱，用出家告别尘缘。而那段穿越大海的回忆，却一直挂在墙上，始终未曾落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