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汪伪高官李时雨带着核心机密，投诚戴笠。这时，有人举报李时雨是地下党，戴笠一听，立刻接过材料来看，心中有了主意！ 说起来李时雨，黑龙江人，早年北平法政大学毕业，头脑特别清楚。在抗战最乱的那几年，他在东北军、西安剿总、天津高等法院、汪伪南京上海一路升官，名头越来越响。当时谁都觉得这人混得明白，汪伪政府做了立法院委员，陈公博、周佛海身边的红人，手里大权实打实。可人算不如天算，日本一败，南京上海瞬间易主，汉奸们知道自己随时会被清算，整个上海滩风声鹤唳。 李时雨没坐以待毙。他那会儿看得明白：东家倒了，得另谋生路。他做了个常人不敢想的决定，带着关键机密，主动找上军统。不得不说，这步棋够狠。他找的不是别人，而是余祥琴，军统沪郊站的负责人。余祥琴本来跟李时雨就有点交情，现在这档口来投诚，正是军统大清洗、要拉人头的时候，双方就这样一拍即合。 表面上看，这就是汪伪大员求自保，军统顺手捡个现成的情报员。李时雨带着汪伪名册、内部调动、物资库存、甚至日伪交接细节，一股脑交到军统。戴笠高兴坏了，亲自批准让李时雨当了军统上海二站二组上校组长，让他直接插手肃奸，协助军统收拾那些日伪余孽。 李时雨这个人，表面看是滑头官场老手，实际上胆子特别大。他进了军统二站，不仅成了专管“肃奸”的重要骨干，还能自由出入各类机要部门。谁要是没点真本事，别说混进军统了，连门槛都摸不到。 可谁能想到，戏还没演到一半，后面突然起了波澜。 李时雨做事风格果断、手腕老道，在军统内部没少立功。很多老汪伪高官都被他一手送进了监狱。戴笠一看，“能干，手快，心思细，情报多”，用起来顺手。但军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派系斗争、明争暗斗永远少不了。 正当李时雨在军统混得风生水起时，突然有人把举报信送到了戴笠手上。军法处沈维汉，专管审查内外嫌疑，他查着查着，发现李时雨身份有点问题。怎么这人一夜之间就能拿到这么多机密？家里亲属、妻子竟然还和共产党有点牵连，更蹊跷的是，余祥琴的情报档案里，压根查不到派遣李时雨“打入汪伪”的任何记录。 沈维汉咬定：“这家伙有大问题，说不定就是共党在汪伪里安插的。”举报信写得言之凿凿，连细节都罗列得清清楚楚。材料送到戴笠手里，他倒是没急着表态。戴笠心思太重，他向来清楚军统内部不少人爱搞“窝里斗”，哪天谁跳出来诬告同僚都不稀奇。他不喜欢被当枪使，可也不会轻易放过“情报漏洞”。 戴笠把材料看了一遍，琢磨了半天，直接开口：“再查查，别急。”其实他心里有数：李时雨要是真有大问题，早就露了馅；但谁能保证没什么猫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话到了这个时候，反而成了双刃剑。李时雨这个棋子，他还舍不得扔。 这里头有个让人琢磨的地方：如果不是当时形势太复杂，军统不缺人手，戴笠或许还真会直接把李时雨关起来。可偏偏那会儿正是收拾残局的时候，能用的就得用到底。 表面上李时雨稳坐“上校组长”位置，暗地里，他的“另一重身份”其实早已启动。李时雨从1931年就加入共产党，十几年下来，早把各种潜伏的门道摸得滚瓜烂熟。他在汪伪、军统里的表现，其实都和党组织布置密切相关。 他在军统的日常，就是一边按照军统要求追查汪伪余孽，一边将获得的各种肃奸名单、特务黑名单、搜捕计划通过妻子孙静云、秘密交通员，第一时间传递给地下党。一次军统计划突然袭击地下党秘密会议，李时雨假意配合，实则用最快速度“通风报信”，结果抓捕现场扑了个空。特务们心里咒骂“有内鬼”，却谁也不敢怀疑他。 李时雨其实明白：在这种环境下，任何疏忽都可能把命丢了。他平时低调行事，尽量不和别人交心，只和最信得过的地下党同志联络。军统里多少人盯着他，但没人真能抓住他把柄。戴笠还在的时候，能压住局面；可到了1946年春天，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局势陡然紧张。 沈维汉再次启动调查，这次不但人查，材料查，连李时雨亲属背景、历史轨迹都翻了个底朝天。终于，1946年9月，李时雨被正式逮捕，军统对他用尽了各种手段。两天两夜严刑逼供，他始终只承认自己是“弃暗投明的汉奸”，坚决不认地下党身份。军统查不出实据，最后只能以“汉奸罪”判了七年半。 这年头，真正在大风浪中能站住脚的，都是狠角色。李时雨咬牙挺过最危险的阶段。党组织也没闲着，托社会关系营救。直到1949年2月上海解放前夕，李时雨终于获得释放。短短几年，他在牢里守口如瓶，上海一解放，身份恢复，立刻回归组织队伍。 解放后，李时雨主动投身新中国建设，几十年后，晚年依旧投身公益。比起那些只懂保命的“老官僚”，他心里装的更多是信念和大局。很多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容易。